中图分类号：F12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4）02-0109-10 农业是我国封建时代最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广义的农业不仅包括粮食以及经济作物的种植业，而且包括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家庭副业等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仍是唐代封建农业的主导形式，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中有着明确的商品生产目的的成分即商品性农业，以及农产品在各种情况下向商品的转化即农产品的商品化，也有所增长和发展。商品性农业和农产品的商品化是有所区别的，不过也很难截然分开。前者的农产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1]（P381）后者的农产品不一定有着这样明确的商品生产目的，但农产品在各种情况下也实现了向商品的转化，因此两者又都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即从广义农业的概念出发，来探讨唐代商品性农业发展以及农产品商品化的总体情形，并对这种发展和转化做出一点分析和评价。（注：唐代经济史研究始自20世纪初，与唐代手工业、商业研究相比，学界对唐代农业用力较少。有学者统计，20世纪前50年，研究唐代手工业的论文计17篇，商业77篇，农业7篇；50至60年代，手工业17篇，商业36篇，农业16篇。80年代以来，唐代农业研究大有好转，主要从水利兴修、农具科技、耕地面积、耕作制度、粮食产量与价格、栽培技术、生产关系、农学著作等方面加以探讨，对唐代商品性农业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问题也有所讨论，不过尚缺乏系统深入的总体研究。） 一、粮食作物的种植生产及农产品技术加工 随着灌溉水利的兴修，耕地面积的扩大，耕作制度的改进，曲辕犁、筒车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推广，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唐代农业到玄宗朝发展到了高峰。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可喜局面。安史之乱后，北方黄河流域农业遭受严重破坏，南方长江流域成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权德舆称“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2]（卷486权德舆《论江淮水灾上疏》，P4962）杜牧称浙东一带“机杼耕稼，提封九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3]（卷14《崔公行状》）唐代农业经济的较高水平，使得商品性农业发展的趋势有所增强，农产品的商品化也相当广泛。 1.粮食的商品性生产 粮食作物的种植生产是农业的主要部门，唐代粮食生产有着明确的商品粮生产目的的史料已屡见史籍。《太平广记》卷172《赵和》条引《唐阙史》载：“楚州淮阴农，比庄俱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资镪未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至期，果以腴田获利甚博，备财赎契。”文中说淮阴之农“比庄俱以丰岁而货殖”，可见淮阴地区的粮食商品性生产已形成了一定规模。东邻经营着数百亩腴田，应属当地商品粮生产中的大户。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东邻胆识、眼光俱佳，敢于以庄宅作为抵押，贷款经营，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唐初诗人王梵志说富饶田舍儿“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4]（P346）既“愿米贵”，可见富饶之田所产粮食也是为了出卖，而且希望卖得好价钱。李华说润州练塘周围四十里，“其旁大族强家，泄流为田，专利上腴，亩收倍钟，富剧淫衍”；[2]（卷314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P3193）这些大族豪家拥有大面积农田，获粮甚多，自然也不是仅仅为了自食自足，而是“专利上腴”，要出售粮食以营利的。中小地主和个体小农也有从事商品粮生产的，如漳浦人林昌业“有良田数顷，曾欲舂谷为米，载诣州货之”[5]（卷355《林昌业》条引《稽神录》）；灵池县村民“将豆、麦入城货卖，收市盐、酪”。[6]（卷8）这些事例都是将所产粮食运往州县官市出售，属自产自销。此外，中唐以后官僚、地主、寺观的各类田庄走着亦农亦工商的经营路子，生产的大量粮食也是作为商品粮出卖的。《北梦琐言》卷3《韦宙相足谷翁》条载，“唐相国韦公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而积稻如坻，皆为滞穗。”韦宙囤积如山的粮食不可能长期储存，绝大部分都是要售卖以获利的。 唐代粮食的商品性生产还表现在农产品的加工业方面。列宁指出：“当农业同农作物的技术加工（如磨粉、榨油、制马铃薯淀粉、酿酒等等）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场合下，农业将是商业性的，而不是自然的。”[7]（P119-120）唐代磨粉业——碾硙业“首先是作为营利事业而发达的”。[8]（P360）碾硙业有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唐各级政府部门有官营的碾硙业，一般采用租赁经营方式，政府收取租课、斛斗、绢、絁、丝、草等实物，或者铜币现钱，即赁值有实物租和货币租两种形式。这些赁值的获取虽存有权力强制性成分，但主要属于商业运作，有着商品性经营的性质。承租者依靠租赁碾硙生活，在交完赁值后所剩的面粉、米粉等自不会全部用于消费，必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要卖出，也有着商品性经营的一定目的。唐代碾硙业主要为有权有势的统治阶层所有。唐都长安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以上的国际化大都市，粮食需求巨大，从事粮食生意能获暴利。在长安周围的河渠上，特别是郑、白二渠上，贵族官僚、豪家地主、富商大贾兴建了许多用水力作为动力的碾硙，进行粮食的粉碎加工，从事磨面磨粉生意。高宗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上奏说，“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碨，止溉一万许顷”。[9]（卷1《关内道一》，P11）玄宗时，宦官高力士“于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碾麦三百斛”。[10]（卷184《高力士传》，P4758）代宗“大历初，李栖筠为工部侍郎，时关中沃野千里，旧资郑、白二渠，为豪家贵戚雍隔上流，置私碾百余所，以收末利，农夫所得十夺六、七”。[11]（卷497《邦计部·河渠二》）这些权势富家拥有的碾硙业生产能力很强，所得大量面粉主要是“以收末利”，即进行商业营利，商品生产的目的十分突出。 民间个体碾硙业一般多使用畜力。北方的幽州有“磨行”，[12]应是磨面业的行业组织。个体碾硙有合伙经营的情况，《对硙分利不平判》判题说吴丙与王丁“共有硙”，吴丙因疑心分利不均而与王丁打起了官司。[2]（卷983，P10178）宣宗大中年间，京畿地区“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13]（卷90《和籴》，P1944）形成了一定的商业规模。总体而言，民间个体碾硙业的经济总量有限，但“磨家”、“硙户”、“磨行”的出现，说明已有民户脱离了农作，专门从事磨面，一些地区还形成了磨面业行会组织。磨家、硙户等专事磨面，走专业化生产的路子，必是明确的商品性经营。此外，唐代碾硙可以买卖，也是碾硙业商品性经营的具体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