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代的荒政问题，学界历来给予了高度重视，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然而，对于其中的重要程序——报灾检灾制度，却研究甚少。（注：参见卜风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述论》一文的介绍，该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举凡以报灾检灾为题的研究，目前仅见王培华：《元代北方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点与申灾体覆救灾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一篇。其他涉及到这一问题的，多是在谈及救荒措施时间接涉及。如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复印本）、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王晓清：《元代前期灾荒经济简论》（《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张兆裕：《明代万历时期灾荒中的蠲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等。）因此，本文以中国古代的报灾检灾制度为题，对此问题进行一番初步研讨，以期对中国古代荒政体系的整体恢复，有所助益。 一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很早即形成重视荒政的传统。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报灾检灾制度的滥觞期。相传夏禹时，有悬器招言者制度。其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告事者铎，讼狱者鼗，谕以义者钟，有忧欲鸣者磬。”（注：[清]陆曾禹等：《康济录》卷3《命条陈以开言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中，“告事者”及“有忧欲鸣者”所告之事及所鸣之忧，当不排除有灾荒一类的事情。商人尚占卜，卜辞中多有“有灾”、“亡灾”、“有崇”、“来艰”、“告秋”之类的占辞和验辞。其中，有些或有报告灾害的含义。如“艰”字，卜辞指祸患，“来艰”指祸患来到。《铁云藏龟》182.3：“癸丑卜，出贞：旬有崇，其自西有来艰。”当然，甲骨文的“艰”多指战争灾祸，但许多未指明为战争的卜辞也不排除有灾荒之义。“秋”字，甲骨文像一只蝗虫，唐兰释为秋收之“秋”。但自从郭若愚、温少峰、袁庭栋等人释为蝗虫，认为是蝗灾之谓，学界多从之。（注：温少峰、袁庭栋：《释秋》，《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似此，则“告秋”一方面有报告秋收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有报告灾害（蝗灾）的含义。（注：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29—1836页。）只是商人告秋对象是神灵与先祖，“告”为祭名，即“诰祭”。而商王如何获悉此类消息的，尚不得其详。 周人以农为本，更为重视荒政。据《周礼》的说法，周代已建立了初步的荒政体系，由大司徒总揽其职。《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省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其中虽未说明报灾检灾的办法，但如此重视荒政事宜，当有这方面的规定。如周人有行人一职，为采诗官，通过采诗以观民风。在采风过程中，附带将各地灾荒情况上报，应是自然之举。如《诗·大雅·云汉》描述旱灾情况：“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诗·秦风·权舆》记秦人之叹：“于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承权舆！”《诗·豳风·七月》记农夫之叹：“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此外，三代君主多喜出游巡豫，当也是了解民情的一条重要途径。 春秋战国时期，报灾方面未有明确记载，但已有报穷制度。《管子·入国》记载当时有“通穷”之制：“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通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据此来看，这种“通穷”制度，主要是针对居地社会成员中的贫困人口而言的，但造成贫困人口处境艰难的原因当然包括灾荒在内，因此，“通穷”制度，也带有报告灾荒的内容。如《晏子春秋》载齐景公时，连日霖雨成灾，“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遂分家粟于氓，徒行见公。曰：‘怀宝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饥馁不得糟糠，里穷而无告，无乐有君矣！……’再拜请身而去。公追及之，曰：‘……请奉齐国之粟米……委之百姓。……’晏子乃返。”从这段史料来看，晏子对治下人民的贫困状况是相当了解的，应该是通过“通穷”之类的制度获得的信息。而这种“通穷”，是对连日霖雨成灾后的情况报告，当属报灾之制。随后，晏子乃命仓官出巡百姓人家，凡“家有布缕之本而乏食者，使有终月之委；绝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三日吏告毕，上贫氓万七千家，用粟九十七万钟。”要了解哪家是“有布缕之本而乏食者”，哪家属于“绝本之家”，当然首先要勘验各家所受灾荒程度，这一过程当属检灾制度的雏形。不过，这时的检灾行政，往往与赈恤合而为一，更为重要的是，随检灾而致的赈济程序，多是临时性的行政措施，并未形成固定制度。因为晏子是以辞职相威胁，才得到以国粟赈济命令的，并非常制。关于这一点，《周礼·地官》中的规定似更符合制度化特征，其中规定：司救“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但《周礼》一书的内容有不少都属于理想成分，究竟事实如何，尚待证明，姑且存疑。 检灾行政中，首先要确定受灾程度，以作为对民户进行减免赋税和进行赈济的依据。先秦时期对灾荒程度的界定多为描述性的，如凶、歉、饥、荒等，是以五谷失收情况而定的。但据《管子》一书的记载，某些描述性话语也有粗略的量化标准。《管子·八观》：“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则众有遗苞矣。”即庄稼损失三四成以内为小凶，连续三年小凶为大凶。又《管子·枢言》：“一日不食比岁歉，三日不食比岁饥，五日不食比岁荒，七日不食无国土，十日不食无畴类，尽死矣。”据此看来，先秦时期检灾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数量化标准。 检灾救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减免租税，二是实物赈济。先秦时期，这两个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制度雏形。《周礼·大司徒》：“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二曰薄征。”薄征，即减免租税。《管子·大匡篇》：“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所谓上中下三等年成，是指庄稼丰收的三种程度；根据这三种程度，制定出相应的收取租税标准。岁饥免税，岁饥缓税。赈济方面，《周礼·地官·司徒》中制定有饥荒时期的食物匮乏标准：“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则令邦移民就谷，诏王杀邦用。”据测算，周代一鬴约合市制1.2398斗，约12.4升。（注：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影印本，第128页。）每人四鬴，月食将近50升，按每月30天计算，即日食约1.66升，这是上等定量标准；每人三鬴，月食约37升，日食约1.2升，为中等定量标准；每人二鬴，即月食24.8升，日食不足1升，这是人均食量的最低标准，若低于此标准，则将实行赈济。这或者可以被看作是当时的社会贫困线。按照《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的说法，战国时人月食1.5石。一石约为10斗，每斗为10升，1.5石即150升，每升约为今制（每升1000毫升）五分之一强，1.5石约当今30升多一点，即日食定量为人均1升多，相当于《周礼》中规定的中等食量标准的月食37升。据此可见，《周礼》中的定量标准是符合实际的。以2.48斗的最低标准计算，则每月缺食约5天。结合《管子·枢言》：“一日不食比岁歉，三日不食比岁饥，五日不食比岁荒”的说法，周代的最低生活标准约当发生大饥荒时的情况。即从理论上说，周代是在发生大饥荒时，才进行无偿赈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