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04）01-0096-07 自从张海鹏、唐力行两位先生1984年撰文（注：《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指出“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以后，这一观点日益得到史学界同仁的广泛认同。但是，最近张明富先生撰文（注：《“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以下所引不另出注。）（以下简称《非》文）对此提出异议，他考察了江浙、山西、广东商人的情况，并与徽商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认为：“‘贾而好儒’这一特性并非徽商所独有，而是明清时期许多地区的商人共同具有的，它反映的是明清时期许多地区的商人的普遍特征。……所以，‘贾而好儒’是不能称为徽商特色的。”（注：《“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以下所引不另出注。）明富先生不拘旧说，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仔细拜读《非》文，觉得明富先生的论证难以说服人，特撰此文与明富先生商榷。真理愈辨愈明。徽商的特色究竟是什么，我相信随着讨论的深入，学界定会取得共识的。本文不妥之处，敬请明富先生及学界同仁们斧正。 一 《非》文首先根据张、唐之文将“贾而好儒”的特色概括为四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多延师课子，令子弟‘业儒’；第二，‘雅好诗书’，好学不倦；第三，老而归儒；第四，重视和资助文教。”然后分别以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进行考察，并与徽商进行了比较。 在对江浙商人的考察中，作者列举了一些例证，然后指出：“他们经商致富后，延聘名师亲自督课子弟”者有之；“雅好诗书”、好学不倦、“亦贸亦儒”的商人也是大量存在；“‘先贾后儒’、‘老而归儒’更是江浙商人在经商获利后‘张儒’的重要方式”；“江浙商人对振兴文教事业亦抱有极大的热情。”“这都说明江浙商人也是‘好儒’的。” 在对山西商人的分析中，《非》文作者也是采取了例证法。但是，一说到山西，人们耳熟能详的雍正的一段批语总是不能回避的。雍正二年（1724年），刘于义在论及山西风俗时曾在一封奏折中写道：“但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注：《雍正朱批谕者》第四七册“刘于义 雍正二年五月九日”条。）刘于义时任山西巡抚，对辖下的风俗应是比较了解的。更何况这是给皇帝的奏疏，更应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决不敢空穴来风，信口开河，因此他所说的“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已是“山右积习”的话应是可信的。而对于刘于义的观点，雍正完全赞同，并在朱批中写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可笑。”（注：《雍正朱批谕者》第四七册“刘于义 雍正二年五月九日”条。）凭雍正的精明，这些话当然不是看了刘于义的奏疏后心血来潮，信手写来，而是由于长期接受大量的信息后，形成了强烈的印象即“悉知”后的断语。对这样的材料，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是不能否定的。这种重贾轻儒的“积习”，不能不对商人们产生影响。但《非》文作者竟以“没有找到能印证其正确性的具体材料”而轻轻绕了过去。接着作者举了一些具体实例，来证明晋商鼓励子弟读书，走上仕宦之路。在经商过程中，许多晋商也手不释卷，勤奋苦学，也有一些晋商投资文化教育。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在发迹于黄土高原的晋商中，‘贾而好儒’的商人是不少的。” 在分析广东商帮时，《非》文作者还采取了计量分析法。作者也承认：“明清广东商人究竟有多大数量？‘贾而好儒’者在商人总数中所占比例又如何？我们很难确知。”这本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本着这样一种态度来分析问题，就不会得出一些比较武断的结论。然而作者明知要想计算出“贾而好儒”者在商人总数中所占比例，是非常困难的，却偏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从《宣统南海县志》、《道光南海县志》、《民国东莞县志》、《民国顺德县志》、《民国佛山忠义乡志》、《皇明书》、《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等七部书中搜集到商人传记资料共25条，记载了27位商人的事迹，其中算得上是“贾而好儒”的有14位。其实，单就《非》文所列的这14位商人，有的是很难算得上“贾而好儒”的。如： “劳联芳，南海人，弃农就贾，然本小利微，家徒四壁。其子年十三即弃书经商羊城，晚年，将平生血（按原文如此）积购置房产田地，分给诸子。剩余田地分为两份：一为‘留传祭业’，一为子孙读书学田。”单凭这条材料，就说劳联芳“贾而好儒”，是难以服人的。 再如：“霍春洲，少时端静颖悟，习举子业，然家极贫，‘居室如斗大’，‘衣破敝不能易’，乃‘耕石云山中’，‘暇日兼服贾’，后补博士弟子。”显然霍春洲是一个耕贾结合的人，从“暇日兼服贾”来看，他又是以农为主，以贾为辅的，仅仅就因为他后来拿钱买了个“博士弟子”的称号就说其“贾而好儒”，岂不太牵强？ 又如：“梁国雄，顺德人，经商为生，有子三人。晚年，将所积白银千两付长子玉成，命其经商佐次弟蔼如读书。玉成遂代父治生，业隆隆起，担负起家庭经济的重任。他尝对弟弟说：‘吾营产业，汝勤学业，各肩厥任以承考志，勉矣，勿以尘务撄心。’鼓励弟弟专心学业。”如果这也算是“贾而好儒”，那么只要商人家庭中有人读书，就都可以称为“贾而好儒”了。这样，举国上下还能数出几个不是“贾而好儒”的商人？ 在指出这14位商人“贾而好儒”后，作者开始了一系列大胆推论。首先，既然27位商人中有14位“贾而好儒”，于是作者得出结论：“在广东顺德、东莞、南海、佛山、宝安，‘贾而好儒’的商人占商人总数的52％，言其（即指五县商人）‘贾而好儒’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接着，作者进一步推论，上述五县又正位于珠海三角洲，“是广东商人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因此，推而广之，说广东商帮“贾而好儒”，“这一数据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我们且不说五个县在明清近600年只有27位商人的材料，一个县一百年中列举不到一位商人，这样的数字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仅仅凭14位商人（实际只有11位）就推论出五县商人的“贾而好儒”，再进而推论出广东商帮也是“贾而好儒”。推论的大胆，结论的轻率，实在令人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