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459（2004）01-0103-10 在古汉语中，“本”和“末”原指事物的根本和支末，由于战国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观念，从那时起，“本”、“末”就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一对特定的范畴。所谓“本”、“末”观，其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本”、“末”观是指古人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而狭义的“本”、“末”观则仅指“重农轻工商”的思想观念（注：参看李守庸：《本末观平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以往国内学者对古代中国的“本”、“末”观进行了大量的梳理和探讨，普遍认为这一思想观念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近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其中，传统上认为“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为古代中国所独有的看法被突破，通过历史的比较研究，学者们发现，“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并非为中国古代所独有，而是一种在所有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农业社会中曾经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注：详见拙文：《1980年以来中国古代重农抑商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3期。）。当然，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文明也并不例外，而且，与中国相仿，古希腊人的“重农轻商”观念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注：胡寄窗在《政治经济学前史》一书中提到了四种对后世影响较大且有史料可依的“原创型”古代经济思想，即古代希伯来、印度、希腊和中国的经济思想，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者“重农轻工商”的观念，其中以希腊和中国的“本”、“末”观影响尤为巨大。希腊的“本”、“末”观首先被罗马继承下来，继而又为中世纪的经院学者所保留，例如，亚里士多德的“重农轻工商”的思想就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著述中，在中古欧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直到中古后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见《政治经济学前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8、207、255、377页。）。因此，对古希腊人的“本”、“末”观（注：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希腊虽然存在着与中国相类似的“本”、“末”思想，但并没有与中文相对应的“本”、“末”范畴。）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历来以工商业发达而著称的古希腊社会的认识，而且对于全面、客观与合理地评价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思想也将大有裨益。 关于古希腊人的“本”、“末”观，中国学者已经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注：例如，启良在《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的比较研究》一文中认为，古希腊罗马和中国都存在重农抑商问题，但在目的和措施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见《世界历史》1988年第3期。黄洋在《希腊城邦的农业特征》一文中指出，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与此相应，农业是高贵的职业，而工商业则被视为贱业，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此外，巫宝三在其主编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中撰有“中西古代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绪论”一文，从经济思想的角度对中国先秦和古代希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相同点和不同点，在“本”、“末”观的问题上，一方面指出二者都存在着重农轻工商的“本”、“末”思想，另一方面，以亚里士多德的对货币增值的谴责为例，认为希腊的这一思想没有对城邦的经济政策产生影响，而在中国则对封建国家的财经政策影响很大。见《先秦经济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2页。），但至今尚无比较系统的论述。本文以希腊的古风和古典时代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立法者和思想家为研究对象，试图对他们的“本”、“末”观进行一些粗略的考察，以期得到一个总体性的认识。 一、来库古（Lycurgus）（注：对于来库古是否确有其人以及改革的年代，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载。一种说法认为来库古大约在公元前825-800年间推行了他的改革。参看刘家和、王敦书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239页。）和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8—前559年） 首先要提到的是古代希腊的两位著名的立法者：来库古和梭伦。虽然关于二人的历史记载不多，而且都夹杂着许多传说的成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两个人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对后来的斯巴达和雅典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他们的“本”、“末”观也就体现在留传下来的关于改革和立法活动的记载当中。 来库古是古代斯巴达的立法者，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在经济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他提出重新分配土地，因为“在这方面存在着可怕的不平等”，“财富则完全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他“说服国人把他们所有的土地放在一起，然后重新分配”[1]（卷，P18）。第二，“消除对于财富的渴望”。他发现一切的不平等都是由于富人们手中的大量金钱所造成的，于是决定予以剥夺。为了不引起抵制，他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取消了金和银的货币的流通，并规定只用铁钱。”这样就造成了货币的急遽贬值，没有人再去追求或贮藏金钱，因此“很多种不义罪恶都从拉西第蒙驱除了”。第三，“打击奢侈”。他首先“排斥了不必需的和多余的工艺”，由于发行了在希腊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用途的铁钱，这样，外来的骨董商、航海商人、修辞教师、流浪预言者、娼妓老板、金匠和银匠等人都不再来了，国家里只剩下一些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匠人，“刺激和支持奢侈的因素被逐渐剥夺，奢侈本身也就死亡了。”[1]（卷9，P19）抑奢的另一项政策是“公共会食的制度”，即穷人和富人在一起共餐，这项举措“使财富成了‘一个无欲求的东西’，甚至成了‘非财富’，穷人和富人的生活也就因此看上去没什么差别了。”[1]（卷10，P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