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0~1640年英国农民经济的分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春高,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黄春高(1966-),男,湖北孝感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原文出处: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1350~1640年英国农民分化问题,对传统的商品化导致两极分化理论模式提出质疑,认为该模式不足以解释英国农民分化的复杂性;同时论证英国农民分化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呈现出不同的类型。作者认为,只有结合长期的人口变化趋势和家庭人口周期以及商品化来考察,才能充分理解农民分化的历史实际。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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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56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04)01-0018-08

      1350~1640年英国农民经济的变迁,涉及经典的两极分化模式、农业资本主义起源等重大理论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外学界历年来对此问题时有讨论,国内学界则关注甚少(注:托内、希尔顿、戴尔等几代学者对英国农民分化问题有并不充分的讨论。最近,英国学者简·怀特尔又探讨了农民分化与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国内学界虽然对中国农民分化问题有相当热烈的讨论,但对英国农民分化较少关注。)。本文拟分两个阶段来分析1350~1640年英国农民经济的分化,以揭示其复杂性。

      一

      1350~1500年是英国农民经济分化的第一阶段。此阶段总体特征呈现上升趋势。

      列宁说:“农民中一切经济矛盾的总和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农民的分化。”[1](p.146)学者们通常根据份地的大小和动产的估计来判断农民经济的差异。份地变化的情形可以证明1350~1500年英国农民经济的上升,例如在15世纪的伍斯特主教区,中小份地较13世纪末明显减少,大份地则明显增加,显然发生了较为明显的上升运动[2](p.300)。

      表1显示出,中小份地的减少与大份地的增加相一致;中等份地向大份地上升,小份地向中等份地上升;但这种上升不是等量代替,故中小份地总的来看呈减少趋势。此外,表1还明显表现出,各个庄园总的农民份地数有较大幅度减少,克里夫庄园减少43%,翰伯雷减少39.5%,哈特里伯雷减少41.5%,只有亨伯雷略有增加(4%)。这一方面说明,伴随人口减少,承接份地的佃户也减少了;另一方面,大佃户的增加意味着兼并的存在。戴尔观察到,这一地区30英亩以上的份地数“急剧增加”[3](p.141),[2](pp.299~300)。

      表1.

      1299年和15世纪的农民份地规模

      庄园 年代 大份地数 中份地数 小份地数 不确知者合计

      克里夫

      129910(11%)29(31%)40(42%)

      15(16%)

      94(100%)

      Cleeve1474-1475 16(30%)13(24%)21(40%)3(6%)53(100%)

      翰伯雷

      1299

      0 36(42% )

      17(20%)

      33(38%)

      86(100%)

      Hanbury c.1410

      12(20%) 10(17%)11(18%)

      27(45%)

      60(100%)

      146619(36%) 4(8%)

      4(8%)25(48%)

      52(100%)

      哈特里伯雷

      129957(50%)23(20%) 29(26%)4(4%)

      113(100%)

      Hartlebury 1479-1483 44(67%)4(6%) 10(15%)8(12%)66(100%)

      亨伯雷 129932(24%)55(42%) 37(28%) 8(6%)132(100%)

      Henbury 141949(36%)40(29%) 26(19%)22(16%)

      137(100%)

      学者布里特内尔发现,在15世纪的东盎格利亚,30英亩以上的份地数占所有可计量份地的10%[4](pp.614~616)。普斯的研究证明,黑死病后东盎格利亚40英亩份地的比例从2.3%增加到4.6%[5](pp.16~19)。简·怀特尔发现,在诺福克郡,虽然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但乡绅以下诸阶层人士的命运都有改善,尽管程度有所不同[6](p.224)。波斯坦认为,关于15世纪农村居民状况的描述,“经济地位的上升”比“分化”更为真实且更方便。他还认为,如果适当地上调份地的标准,则中等农民仍是主要代表[7](pp.156~157)。

      1350~1500年间农民经济地位的上升不仅体现为份地面积增加,还体现为生活水平提高。工资水平上升使农民劳动力的生活大为改善,即使他们没有多少土地,也并不意味着穷困。波斯坦认为,黑死病的直接影响以及上升到佃户之列,这两个因素造成小土地持有者人数减少[7](p.158),[8]。戴尔认为,1350年后伍斯特主教区的小土地持有者和工资劳动者不能被称为穷人,所谓穷人是指那些年老体弱、无力谋生的人[2](p.350)。波尔顿认为,工资劳动者生活不错,是因为土地和人口之间的比率变得对他们有利[9](p.241)。14、15世纪的历史证明,随着人口减少,土地相对富余,无地少地的农民人数减少了,他们的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

      总之,1350~1500年英国农民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小份地减少,大、中份地增加。虽然仍存在大中小份地的差异,但总体来看这种差异或者分化相对缓和(注:从考古发掘的农民房屋的一致性来看,农民的社会或经济分化缺少证据。)[10](p.217);虽然不能像波斯坦等人那样认为15世纪乃是英国农民的黄金时代,但总体来看英国农民经济在14、15世纪确实出现了以上升为主的中农化特征(注:希尔顿认为,14、15世纪,在英国农民阶级内部,分化并没有多少进展。)[11](pp.51~55,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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