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民流动状况、原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唐晓腾(1970—),男,江西永新人。上海市青浦区委区政府研究室研究员(上海 201700); 曾绍阳(1949—),男,江西新余人。江西省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江西 南昌 330008)

原文出处:
江西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3 期

关 键 词:

字号:

      本文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个案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描述了近代历史上的农民流动状态及其成因,指出造成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不是农民流动的主要成因。并提出正常的农民流动能自发地调节人口大量增长和土地资源紧缺所形成的矛盾,从而对农业生产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

      [中图分类号]G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1-0166-09

      对于改革开放前特别是近代历史上的农民流动,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习惯于把近代较为活跃的农民流动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利益争夺的结果。但章有义、珀金斯、黄宗智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文通过对江西省14县20个村的个案调查的综合比较研究,分析了自1840年至改革开放前100多年来江西农民流动的阶段性特点及其成因,并初步探讨了农民流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样本村的基本概况

      本课题研究的20个村,皆系非随机抽样选取的样本。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推论性,但具有一定的类型分析意义,即能对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江西农村几种不同经济社会状况村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这20个村都在江西农村,因此这些村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农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现实处境。

      分析这20个村的基本概况,就可发现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从区域分布看,处于江西东部的有朝阳村、芳山村;居江西西部的有杨村、栗水村、东洛村、高汪村,位于江西省北部的有柳田村、泉溪村、新基村;处于江西南部的有东林村、马岭村、肖田村;位于江西中部的有滁山村、坊城村、旧下村、康山村;还有古竹村、市田村、沙田村处于江西的西南部;吴村位于江西的东南部。从行政区划看,分别隶属于17个县9个地级市,南昌市(2个)、九江市(3个)、赣州市(1个)、吉安市(6个)、上饶市(2个)、宜春市(3个)、萍乡市(1个)、新余市(1个)、抚州市(1个),占江西省11个地市的82%。从区位看,位于城镇郊区的有杨村、芳山村、康山村,其他村与城镇都有一定的距离,大约在15-25公里之间,泉溪村、高汪村、东林村和马岭村还属于偏僻的山区村落。就交通而言,交通方便的村占42.6%,交通一般的村占26.1%,交通不方便的村占31.3%。地处平原的6个,丘陵地带的有8个,山区的有5个,水乡2个。从行政村的规模看,人口在2000人以上的有6个即杨村、滁山村、康山村、吴村、沙田村、东洛村;人口在1000-2000人的有芳山、古竹、朝阳、柳田、旧下、栗水、东林、马岭、市田等9村;人口在1000人以下的有坊城村、泉溪村、高汪村、肖田村、新基村等5个。

      样本村的经济状况又怎么样呢?从统计分析情况(见表1)来看,以稻作农业为主体依然是多数行政村产业结构的特征。2002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有2个村,占10%;在1500-2000元之间的有7个,占35%;1000-1500元的有6个,占30%;在1000元以下的为5个,占25%,其中有1个村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500元以下。同年,有60%的村集体经济没有纯收入,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下的村占35%,在50000-200000元的村有15%,300000元以上的村为10%。而且大多数村已负有一定数额的债务,村干部的工作报酬能得到兑现的村只为35%。这些情况基本反映了江西农村乃至中国中部地区农村的普遍性特点。

      样本村的经济发展状况

      表1N=20(村)

      以稻作农业为主以经济作物为主以林牧养殖为主个体私营经济状况

       80% 10% 10%

      发达村5%,一般村15%,不发达村80%

      资料来源:对20个样本村情况的调查

      二、近代历史上江西的农民流动

      明清以来,闽、粤两省流民大规模入赣,人流的增多带动了物流的增长,江西丘陵和山区中的平静的乡村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勃兴。但这次流民的大“入侵”,也使江西的人口在短时期间急剧增长,人口与土地的压力,加上接连不断的战争,从此拉开了江西农民流动的序幕。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突出的心理特征。受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中国乡土社会广大农民惮于远徙。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由于受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频繁发生,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流徙。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本以走向衰落的晚清帝国,在经受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后,开始进入内忧外患的社会动荡期。处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江西,虽然多为丘陵和山峦,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裕。但由于其位于长江中下游地段,每一场战争都不可幸免。因此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江西农村进入了一个由战争主宰的剧烈的社会动荡期。其中尤以太平天国、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战争对江西的影响最大。

      太平天国时期,江西是太平军的主要活动地,“到咸丰六年六月,江西十三府有九府掌握在太平军手中,成为一片比较巩固的天国统治区。”(注:见.太平天国[R].中国近代资料史丛刊,神州国光社1952年7月初版.)而作为晚清王朝清剿太平军的主力,就是产生于与江西接壤的湖南。从历史记载来看,我们调查的20个样本村都处于湘军与太平军的交战区域内。太平军与清军、湘军在江西激战数年(自咸丰三年至咸丰十一年),当时的湘军头领曾国藩的指挥所设在建昌府(今江西南城县)就长达三年多时间。长年的战乱,不仅给江西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而且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当时的乡绅缙士经常强制性要求捐助,湘军还先后在南康、星子、瑞昌、德安、建昌、武宁、靖安、奉新、安义、丰城、瑞州、高安、上高、新昌等县设立厘卡抽税,因此当时的江西人民既要承担地方官员正常收取的税收,还得交纳湘军的厘金;于是设卡之处,无不民怨沸腾,百姓苦不堪言(注:见.太平天国[R].中国近代资料史丛刊,神州国光社1952年7月初版.)。战争的创伤、沉重的税赋,使得耕地荒芜、百业凋蔽,不少商贾和富户纷纷迁居异地,而贫苦老百姓则更是携家带口流落他乡。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