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42[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72（2004）01-0128-06 唐开元四年（716）冬，张九龄奉命开凿大庾岭路，“成者不日，则已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1]（卷17《开凿大庾岭路序》，P5）天堑变通途。从此，大庾岭南北经贸往来更加频繁。通过梅岭道，或沿赣江，或沿浈江，南方宝货与岭北各种货物运输到全国其它地区和国外。直至五口通商前，“（梅）岭路乃南粤襟喉，诸夷朝贡，四方商贾，贸迁货物，上及仕宦，俱于是焉”。[2]（卷19《艺文》（清）甘棠《重修梅岭路记》）本文论及梅岭道的历次修建、养护及大庾岭南北的中外商贸交流，请各位方家正之。 一、唐开元后的历次修建 唐光宅元年（684），析始兴县北界置浈昌县，治所即今广东南雄市雄州镇。这里“北当驿路，南临浈水”，[3]（卷34《岭南道》，P902）从唐初起，出大庾岭后南行的道路就应直接南行至浈昌县，而此时大庾岭道并非称梅岭道，[4]（P313-321）上述张九龄的《开凿大庾岭路序》即是例证。当然，“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5]（卷93《南雄州》引《白氏六帖》，P6）随着大庾岭因山上逐渐多梅而称作梅岭、梅山，至五代末宋初时，梅山、梅岭已成为大庾岭的代称。大庾岭上寺有妇人题云：“妾幼侍父任英州司寇，既代归，以大庾岭有梅岭之名而反无梅，遂植三十株于道，因题寺壁”。[5]（卷93《南雄州》，P6）英州设置时间为五代南汉乾和五年（947年）至宋宣和二年（1120），此诗应题于南汉末北宋时。三十棵梅树作为行道树，杯水车薪，但由此可证，时大庾岭及梅关道上确实少梅或无梅。 宋嘉祐八年（1063），大庾岭“驿路荒远，室庐稀疏，往来无所庇”，江西提点刑狱蔡挺与广东转运使蔡抗，“课民植松夹道，以休行者”。[6]（卷328《蔡挺传》，（P10575）除植松外，“岭路险阻，（挺）公为馋而甓之，为永世利”。[7]（卷40《工部尚书蔡公基志铭》，P35）即在险要处还用砖砌以护路。这次修筑分工进行，大庾岭以北的南安军境由蔡挺负责，大庾岭以南的南雄州境由蔡抗负责，双方以梅关为界，南路长325丈，宽1.3丈；北路长109丈，宽0.8尺。[8]（卷下《营缮·道路》，P16）此后，南宋淳熙间（1174-1189），南安知军管锐“多植梅以实其名”。咸淳中（1265-1274），南安知军赵孟适“以岭下官驿上皆梅。扁曰：‘梅花园’”。[9]（卷3《山川》） 元泰定二年（1325），南雄路总管亦马都丁种植松梅；至元四年（1338），杨益亦增植松梅，使梅关道名符其实，行道树郁郁葱葱。明永乐末，因“岭路原砌砖石日久圮坏”，南雄知府陈锡“重加甃砌，以便往来”，补植沿途路松，禁止砍伐。[10]（卷6《名宦》）正统十一年（1446），南雄知府郑述，“砌岭路九十余里，补植路松”。成化五年（1469），广东巡抚都御史陈濂、属同知刘安，以及十七年（1481），南雄知府江璞都再修岭路，补植岭松。正德九年（1514），广东布政使司吴廷举、属知府李吉“增植松梅万五千余株”。[8]（卷下《营缮·道路》，P17）嘉庆三年（1798），两广总督吉庆委派平田司巡检董安祖从大庾岭南道的雉公堆至黄土斜种植松树120株，至道光时，“树身茂盛，行人资其庇荫”，但由于“行旅往来络绎，每多攀折，道旁佳树尚须增植”。[10]（卷10山川）无论怎样，梅树及梅花已成为梅岭（大庾岭）的标志性的景观，“庾岭寒梅”已成为一方名胜，历代诗人叹咏不绝，各朝《南安府志》、《大余县志》、《南雄府（州）志》都有大量的咏叹之诗。“旧载宋之问、沈佺期、杜员外及许浑、苏轼、罗顾、黄谷城、文天样同后人俱有诗文记序”。[9]（卷3《山川》） 南路修筑的同时，大庾岭以北的北路亦间有修筑。明成化以前，“自岭至府治，旧有砖石细街，岁久碎没，尺点丈缀，散如列星”，如遇积雨连旬，“往往人驴俱仆，摩虬蹄触，货随覆败”。成化十五年（1479），南安知府张弼重修岭路，“悉用椎削取其
确以补道陷”，“又砌以石蹬”，“其长二十五里，其阔一丈，悉用碎石块平砌，其中而青石长条固其边幅”，“遇水架梁”，“又以余力补甃城中衢及城外至迎恩坊而北，则斩新修治，与岭相准，凡为路者三十余里”。[11]（卷18《艺文》（明）桑悦《重修岭路记》），P7）如此大规模修整，利在千秋。就是如此修整的道路，由于途经深坑水等处，“水溢堤蚀”。深坑水桥又在弘治十六年（1503）至十七年（1504）再次修建，号曰“接岭桥”。[2]（卷21《艺文》（明）卢浚《接岭桥记》，P10）南安府境大庾道上的其他桥亦多次修筑，其中大沙桥计有明正统、万历，小沙桥有明景泰，镜台山桥有明正德、万历等多次修筑。而南安府处章江上的横浦桥（一名平政桥）史载有元延祐、至正、明洪武、宣德、成化、宏治、正德、嘉靖（五次）、清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同治等朝修建。[2]（卷6《津梁》）桥梁之外，明天启四年（1624）大余县令陈九锡“重甃梅岭路两千三百余丈”，修补石阶，增修石墙，改筑新路150丈，又在红梅铺南建“望梅阁”。[2]（卷15《名宦》，同见卷22《艺文》（明）陈九锡《修岭路记》）清时，由于“岁久年湮，屡修屡圮。左右歆折，中或低洼，路几失其真形”[2]（卷19《艺文》（清）甘棠《重修梅岭路记》，P26）清嘉庆至道光时，虽曾筹款欲修大庾岭北道，“皆有修之名而无修之实”，“以故路圮石没，依然泥淖水冲”。南安知府汪甫率众于道光三十年（1850）修梅岭至下三段，咸丰元年（1851）又修下三段至广大桥。[2]（卷19《艺文》（清）周礼《重修梅岭记》P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