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之一，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贡献良多。同时，对与中国海天相望、一衣带水的东方近邻日本也产生过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它在中日两国长达两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中担当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日本民族以善于学习，不断地汲取外来文化构成其文化的一大特性，并能在兼容并蓄中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化。丝绸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此也遵行不悖，中日两国不同特色的丝绸文化在长期交流与融合中，迸发出灼人的文化创新魅力。 一、中日丝绸文化交流的初始阶段 公元前3世纪以前，日本处于生产力低下的绳纹时代，土著文化在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历史长河中自生自长缓慢地发展。根据日本各地发现许多有印痕的陶器碎片上所存在的布纹痕迹，可以推测在日本九州绳纹时代晚期（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时期），始有简单的织物生产。分析其布纹痕迹，有的每平方厘米纬纱6—7根，经纱10—12根，也有的经纬纱数相等（注：《日本染织辞典》。）。这些织物经纬密度极为稀疏，显然是由于生产技法的不成熟所致。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日本由渔猎经济的绳纹时代步入农业经济的弥生时代，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期间日本列岛的蚕桑丝织情况，在日本最早的典籍《古事记》（成书于712年）中记有大气津比卖神；最古的敕撰史书《日本书纪》（成书于720年）记有保食神等这一时期有关蚕起源的神话，它实属无稽可考，故不足为信。而在中国史籍《三国志》中记载有：“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种禾稻、縇麻、蚕桑、缉绩，出细縇、缣绵”（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这是根据魏使到达倭女王国以直接或间接的见闻记载下来的，真实性当无容置疑，据此可推知日本至迟在3世纪以前已经养蚕。然而当时抽茧成丝的技术却不得其法，十分幼稚，据《日本书纪》卷一《神代上》所记：“口里含蚕得抽丝”，即把茧一个个含在口中抽出丝来，表明当时的蚕桑丝织水平十分低下，所以产量很小，质量也粗劣，只能供应一部分人作衣料罢了。又据《古事记》、《日本书纪》和《古语拾遗》等文献记载，弥生时代的服装采用楮布、棉粗布、麻布和藤布等植物纤维材料制作。从考古发掘看，这期间所见的布纹痕迹，每平方厘米纬纱达14根，经纱24根，经纬的密度已有较大提高。同时，屡有这一时期织物的土实物出土，如日本下关市绫罗木遗址出土有苎麻布片，是拈的纱线织成平纹组织，每平方厘米纬纱20根，经纱18根。还有长崎县景化园遗址出土的布片，是用縠类纤维织成平纹。静冈县登吕遗址出土的布片，则是大麻或苎麻纤维织成的，同时还出土有纺织工具，如陶制、石制和木制的纺锤，卷纤维条用的轴和穿通纬线用的木梭等（注：《日本染织辞典》。）。与纺织品的简单粗糙相应，当时日本的衣装也极为粗恶，裁缝似无所知。据《三国志》所载，其男女衣着状况是：“男子皆露紒，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由此大体可知当时男子衣服是用植物性纤维织成的头饰“木棉”缠头，身上则用一块连缀而成的整幅大布裹蔽，类似于僧侣用的袈裟。女子的衣服是用类似被单的一块布遮掩身体，仅在布的中央开一个洞孔，头颈从中伸出。装束均十分简陋。 公元3世纪，一个由女王卑弥呼统治的国家邪马台国，在日本列岛如林的小国中崛起，虽然邪马台国只是一个刚具雏形的奴隶制国家，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但它已竭力追求中国文化，并以可能的方式进行吸收。公元238年，即中国三国时期曹魏明帝景初二年，女王卑弥呼首次派使节大夫难升米和副使都市牛利至魏都洛阳，表示与曹魏友好之意，所献礼品中有“班布二匹二丈”（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班布是一种粗疏杂色的麻织物。难升米和都市牛利归国时，魏明帝慷慨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茜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的厚礼作为回赠。另外还单独赠送卑弥呼女王“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等。其中绛地交龙锦是以绛色作铺地锦，上饰交龙花纹；绀地句文锦是以绀色作铺地锦，上饰句曲花纹。当时，魏国的纺织业经过马钧的提花织机的成功改革而跃至全国的领先地位，其织制的提花织物，花色丰富，质量优良，这些丝织物作为珍贵的国礼相送，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国科技和工艺发展的最高水平。魏齐王正始四年（243年），卑弥呼女王再度派使节至魏，所献礼品中有“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等织物，丝绸礼品成了中日两国政治文化交流的媒介。卑弥呼死后，其女壹与承继王位，继续与魏保持友好往来，曾赠送准备返国的魏使“异文杂锦二十匹”（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卑弥呼女王和壹与女王从与中国大陆的交往中看到了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文明，精美的中国丝绸极大地吸引着女倭王，引发她们对其的向往和追求。当然，魏国所赠物品仅成为倭人中少数的贵族阶级所能享用的奢侈品，但它们优良的品质和由此带来的美妙的物质享受必然在女王国中形成刺激生产和技术发展的巨大动力。 继邪马台国之后，到应神天皇时代（270—310年在位），陆续有较多的大陆移民前往日本。应神天皇十四年（283年），朝鲜半岛百济的融通王率秦一族移居日本，献上绢帛，天皇赐其大和的朝津马土地，令其织绸布，传授中国的绢织品织制技术（注：〔日〕上田正昭：《归化人》，中央公论社，1969年版。）。当时中国正处于五胡十六国的战乱之中，不少的中国人为避战乱也通过朝鲜半岛移居日本，应神天皇二十年（289年），百济（今朝鲜半岛境内）有秦始皇之后裔曰弓月君，率百二十七县之民口而移居于日本，又有汉灵帝之末裔曰阿智王，带母、弟及七姓之民而从带方移居日本（注：〔日〕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卷一一，工业卷。），此外，在应神天皇当政的41年中，应神天皇还曾主动派男女技工前往中国江南学习绢纺技术（注：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31页。）。这样，大批移民和丝织工匠的到来，带入了大陆先进的蚕桑养殖技术和丝织技术，使日本的养蚕和丝绸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