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作者收到伦敦大英博物馆钱币分馆（Department of Coins of the British Museum）高利辰（Joe Cribb）先生惠赠他所编著的一部大型的香港回归中国以前英国殖民政府和汇丰银行发行的各种货币的历史图谱。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专著。（注：这部图谱书英文书名为Money in the Bank，1987年伦敦Spink ＆ Son Ltd第一版。这里的Bank，特指汇丰银行。）它搜集了香港汇丰银行货币收藏处（注：汇丰银行货币收藏处的英文名称为The Hongkong Bank Money Collection，起源于1877年。最初由一部分管理档案的工作人员着手收集工作。以后逐渐扩大，形成一项专门业务。但并非正式机构。）历年收集的、在香港以及中国其他各口岸发行的各种货币。在这里，高利辰先生除了对每幅图录作了详尽的说明以外，还对中国的货币沿革、特别是中国银两和外国输入中国的各种银元以及国内自铸银元的历史，作了系统而扼要的叙述。其中有许多货币可能是第一次公诸于世的。本文所要介绍的“同治银币”，就是其中之一。 “同治银币”是作者为了行文的方便而拟定的名称。它指的是清朝同治年间，英国本国政府和香港殖民地当局为了统一香港和中国币制在进行活动中所设计的多种银币。但是所有的“同治银币”并没有正式发行和流通。它的出世，只是昙花一现。从它的影响看，可以说是十分微末。毋足轻重，不值一提。那么，为什么我单单要挑出这个没有发行、并无实际影响的银币来加以介绍呢？是不是有点出于猎奇的动机呢？应该承认，有关“同治银币”的图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过去自己也没有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现在对此作一些介绍，也可以说是我写这篇短稿的动机之一。但是我之所以起意作一点介绍，正如本文的标题所示，是想通过“同治银币”计划的出笼和夭折这一件具体的事实，说明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写这样一段短短的叙述和分析，多少有一点见微知著的目的在内。如果“微”是指“同治银币”的影响，那么，这个“著”，我以为就是它的历史意义。 一 “同治银币”计划的出笼，发生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1866—1867年间，也就是同治皇帝登基以后五、六年的光景。主其事者，先是香港殖民当局通过北京英国使馆的引荐而进行的试探；后是英国使馆的直接发动，出面的是当时使馆汉文正使，后来为中国大名鼎鼎的威妥玛（Thomas F.Wade）。 香港英国当局的活动，开始于1866年。这一年的5月7日，经过两年半筹备的香港铸币厂正式开工。工厂除了铸造在香港一地流通的银元和辅币以外，还开始试制以银两为单位的银币。开工3个月，就试制出来这种银币的样品，8月20日，通过北京的英国使馆，这种样品就选到了清朝政府的面前，并且主动作出继续提供这一项服务的表示（注：高利辰，上引书，第22、33、34页。）。但是这个要求，立刻受到清廷的拒绝。银币的设计图案是个什么样子，到现在也不得而知。 然而香港当局并不死心。就在这年年终之际，他们又炮制了两套银币图案，并制成样品银币，再一次送到北京。这两套图案，都出现在高利辰先生的谱录中。第一套正面是“纹银壹两”四个中文字居中，周围是英文字“One Tael·Hongkong·1867（注：这说明他们打算在1867年发行。）”；第二套将“纹银壹两”改为“上海（注：这说明他们打算首先在上海发行。）壹两”，并摆在四周，中间换成象征清王朝的一条盘起来的蟠龙。两种钱币的另一面，一个铸有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头像；一个铸上了英国皇家的甲胄和勋章。样式如下：（注：本文图谱，均引自高利辰先生的著作，并事先取得高先生和汇丰银行有关当局的同意，特此表示感谢。）
可以看出，这两套图案，都表明有迎合清王朝心理的动机在内。它们都以中文标明单位是银两，“这是要与中国的货币体系保持一致，希望中国人更愿意接受”。而第二套将“纹银”改为“上海”，更表明这是中国的货币。至于巨龙的设计，自然更是为了取得清王朝的好感和认同。而设计中的维多利亚女王头像和英国皇家的甲胄勋章，虽然有取得“中英平衡”的因素在内，但也可能理解为中英亲近和合作的表示。总之，两套设计都是力图“说服中国政府使用这家铸币厂的产品的”。（注：高利辰，上引书，第34页。）然而他们得到的结果，仍然是这一企图的失败。 尽管香港铸币厂出师不利，英国的后续行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前面已经提过。这一次是北京英国公使馆的直接发动，出面的人物是它的汉文正使威妥玛。 威妥玛这个人，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者而言，是人所共知的。他是一个善于揣摸对方心理的交涉者。他既善于以此威胁清廷，又善于以此迎合清廷。也就是说，在好威胁的场合，就出之以威胁；在不好威胁的地方，则出之以迎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