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309（2003）08-0003-10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分配是一个由生产所决定的经济运行环节。马克思认为：“所谓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8—999页。）根据这一规定，以往人们对分配问题的经济学考察一般集中在它的生产关系意义，即分配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本质，至于分配在经济运行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则以“由生产所决定，又反作用于生产”一语以蔽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深化，收入分配日益成为公众关注和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本文试图以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在简要描述中国古代收入分配历史绩效的基础上，通过对其制度障碍的机理分析，探讨收入分配与效益增长之间存在的多种关系之一——负相关性，希望能有益于学术界对相关课题的思索。 一 从史料的角度看，对中国古代收入分配的回顾可以从三方面展开：其一是形成中国古代收入分配格局的思想渊源和观念指导；其二是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安排；其三是有关经济政策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收入分配很早就被确定为国家统治者的一个重要职责，与此同时，“平”成为执行这一职责的目标。《周易》中说：“君子以表多益寡，称物平施。”（注：《周易·谦·象》。）裒，是聚集、敛取、减少的意思；施，即指给与、分配。裒多益寡，就是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实行均衡调剂，根据物品的原有价值进行公平分配。这一观念是与先秦时期的法自然思想相吻合的，如《老子》写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注：《老干》第32章。）但是，由起始的“平”和“均”的概念引申出的经济分配主张却有泾渭分明的两种。春秋时孔丘有一段话很著名：“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注：《论语·季氏》。）令人常将“不患寡而患不均”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的“均贫富”口号相提并论，甚至视之为计划经济时期流行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思想根源，此属误解。根据西汉董仲舒和宋代朱熹的注疏，孔子所讲的“均”，是指一个人所获得的财富或享受的待遇要与他的身份地位相称（注：西汉董仲舒解释说：“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圣者……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其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春秋繁露·度制》）南宋朱熹也认为：“均，谓各得其分。……季氏之欲取须颛臾，患寡与贫耳。然是时季氏据国，而鲁公无民，则不均也。”（《论语集注·论语·季氏》））。这一思想后来被荀况加以具体化。他强调“明分”，这里的“分”有三层含义，其一是指人们的社会关系；其二是指人们的等级地位；其三是指人们的职业分工，这些都是确定个人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获得份额的依据。在荀子看来，有没有“分”颇为重要，因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注：《荀于·富国篇》。）显然，这样的收入分配不可能是数学意义上的平均，而且荀况已经认识到有差距的分配在哲学上是有依据的：“分均则不偏，执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无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无数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注：《荀子·王制篇》。） 以社会地位为依据进行有等次差别的收入分配，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收入分配理念，在它支配下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农民是整个封建社会中最贫困的弱势群体，作为一种对应的存在，由历代农民起义军提出的平均财富的口号是对那个时代不公正的收入分配观念的鲜明抗争。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劳动民众对收入不公的愤慨之情已有明显表露，那些“不稼不穑”、“不狩不猎”而拥有财富的人被讥为“素餐”（不劳而获）者（注：《诗经·魏风·伐檀》。），人们警告贪婪的“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注：《诗经·魏风·项鼠》。）。东汉年间，张角领导了黄巾军起义，他用以发动和组织农民的思想武器是当时的《太平经》一书。书中提出：“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此乃中和之财物也，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穷。”（注：《太平经·六罪十治诀》。）这与农民要求平等享有社会财富的朴素愿望是契合的。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王小波号召佃农和茶在起义时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注：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这次起义的继任领导者李顺曾命令乡里富户除留出必要生活资料外，“一切调发，大岩贫乏”（注：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钟相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注：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建炎四年二月十七日。）明末农民大起义时提出的口号则有“贵贱均田之制”（注：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七《毅宗烈皇帝纪》。）和“均田免粮”（注：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一《李自成传》。）等。 社会保障是中国古代收入分配思想的另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中，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大同”、“小康”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模式。其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文字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改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产而不闻。是谓大同。”（注：《礼记·礼运篇》。）在这一理想的社会里，财富是公有的，不会由于私人占有而发生资源浪费的情况，同时由于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会出现某些社会成员的贫困，以及因贫困而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从思想渊源上看，大同理想与儒家学说有密切的关系。孔子曾憧憬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注：《论语·公冶长》。）的融伦理道德与社会保障于一体的制度安排。孟子主张行“仁政”，内容包括民众提供必要而稳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在此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的经济保障；每家拥有一百亩耕地和五亩宅地，“五亩之宅，数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注：《孟子·梁惠王上》。）他还强调：“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日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无下之劳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注：《孟子·梁惠王下》。）可以看出，除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存在差别外，儒家的社会保障思想是大同理想的直接先行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