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2003）05-0136-05 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马克思说：“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1]（P784）16—17世纪资本主义在英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包括观念革新、资本形成和市场开拓三个方面。其中，观念变革是前提，资本形成是根本，市场拓展则必不可少。这三个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商业特征。 一 自16世纪始，英国逐步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一过渡实现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英国“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重商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在国民性格中铸就了我们现代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这是英国资本主义得以实现的文化动力和首要商业特征。 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把它视为一种生产关系——雇佣关系进行了论述，并指出其实现的条件：自由劳动者和资本。对此，英国进行了圈地运动和殖民侵略。[1]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行为是一种理性的“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因此，资本主义是一种思想意识，即理性的劳动开创意识。对此，英国推行了移风易俗的新教运动——宗教改革和清教革命。[2]作为经济行为的资本主义，资本意识不可缺少，从这个角度来讲，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是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形成论述的补充。事实上，资本观念，自有商人便已有之。不过，无论在西欧或英国，在重商主义兴起以前，特别是在天主教思想控制下，资本意识很难伸张。15—16世纪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资本观念只是唤醒了少数人的近代商业意识，但在英国那些从事圈地运动的领主中，不少人对商业仍缺乏认识，对商业行为犹豫不决，因为套在他们头上的宗教思想的束缚还没有被解除。[3]这时，无论穷苦大众还是富人，不惜在宗教节日里吃、喝、唱、跳，中下层人之间相互赠礼和彼此款待之风很普遍，对一些专门以乞讨为生的、不劳而获者和过路者等的施舍也极为慷慨。[4]虽然这些行为体现了人际的互爱和宗教伦理上的博爱，但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缺乏合理使用金钱和时间的商业理念。 英国近代资本意识的伸张大约出现在16—17世纪，它首先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这场运动既与当时人口增长和社会变革有关，同时也离不开英国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在欧洲普遍发生的宗教改革。16世纪，英国人口增长率为40％，17世纪的前40年增长率为30％。[5]16—17世纪的“人口革命”迫使一部分英国人移居海外，为了生计，大多数劳动者只得加入家庭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行列。日益增长的需求使商业活动变得有利可图，中产阶级也投身其中。地理大发现后新大陆贵重金属的陆续涌入，引发了欧洲范围的“价格革命”。在英国，1630—1649年谷物价格较1510—1529年增长了6倍，畜产品增长5倍多，原材料也增长了5倍多，但工资的涨幅仅为3倍。[6]价格革命带来的“金银饥荒”使英国社会原有的生存观念受到了冲击，人们进入市场的意识开始增强。对此，罗杰·罗克耶指出：“人口的增长和物价的飙升决定了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政治的、宗教的和经济的大部分历史发展进程。”[7]（P132） 15世纪末16世纪初，英国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推动了英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思想向近代商业观念的转换。他们认为，真正的基督教是理性的，是对人心和整个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的改造。因此，他们不仅反对浪费财物和时间的狂欢节等节日，而且反对贫穷、懒散，并认为身强力壮的乞丐应该干活，而不应给予施舍。[8]16世纪，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在英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加尔文教宣称，人应该完成上帝给予他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为此，人们必须理性地生活；他们认为高利贷者和商人是以理性来生活的。[9]加尔文教为在中世纪价值观念中被人们所唾弃的放债、从商等“为富不仁”的行为正了名，这使财富的积聚和创造变得心安理得。同时，新教“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2]（P8）而这些正是资本主义实现的重要条件。尔后在英国兴起的清教则把劳动看作是抵御不洁诱惑的手段，认为以劳动创造财富是荣耀上帝的一种方式，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威廉·珀尔斯。[10]上述种种新的宗教观念的宣传无疑为商业观念、资本理念的渗透扫清了思想意识方面的障碍。 商业观念在英国普遍地被接受既包括重商主义思想的传播，又包括政府鼓励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和实践活动，它又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早期重商主义思想家们指出，财富是货币，生产只是创造财富的先决条件，因此国内工农业生产是财富的直接源泉，以贸易出口求得商业利润是增加财富的最好手段，“务必使我们向外国购买的货物不超过我们销售给他们的货物”。[11]晚期重商主义思想则显得更为成熟，其代表作为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他指出：“我们要促成一种加快和加大的贸易，并不是要将金钱都保存在王国之内，而是要使外国需要和使用我们的货物，同时使我们对于他们的商品的需要能够促进各方的吐出和吸进。”[12]（P16）而“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12]（P4）为求得外贸的增长，开拓海外市场显得很有必要。无论是都铎王朝，还是斯图亚特王朝，王室的收入固定且微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使王室收入远远满足不了经常性支出的需要，因此，王室积极支持海外贸易以增加关税收入。都铎和斯图亚特政府先后颁布的惩治乞丐和流浪者法令以消灭懒惰，促使其臣民走上近代创业之路。韦伯指出：“只有当近代资本主义与近代国家日益强大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时候，它才得以摧毁了中世纪经济生活准则中的那些陈旧腐朽的形式。”[2]（P53）可以说，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如英国政府在改造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如此彻底。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英国，随意施舍和慷慨的行为已经变得很少，区分性救济的理论业已形成并付诸实践，个人慈善已成为“非大众的、算计的和审慎的。”[13]劳动致富和物欲追求观念渗透到宗教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