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思想

作 者:

作者简介:
程霖,刘甲朋,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083 程霖(1963—),男,湖北罗田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刘甲朋(1975—),男,山东郓城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原文出处:
财经研究

内容提要:

胡寄窗教授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一位主要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他在对中国经济思想史进行系统梳理研究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整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发展演变的独创见解。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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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3)10-0067-06

      胡寄窗(1903—1993)教授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一位主要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经过40多年筚路蓝缕的艰辛开拓,创建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进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胡老经过不断的探索,寻找出了一套颇具个人学术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大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胡老一直坚信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整个研究过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最初只考虑到是搞一门专史,对历史分期问题采取了一种被历史学界较多接受的观点——秦汉封建制说。但随着胡老对经济思想分析的深入,却碰到了一系列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于是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果断地放弃了前说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论,肯定西周是较典型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结果困难即迎刃而解。(注:胡寄窗:《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点意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6期。)

      胡老在长期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单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会碰到许多不易正确解释的问题。他从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列为社会基本矛盾,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历史分析是一个很有力的指导理论。由此,胡老提出,在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研究中“还须充分运用毛泽东同志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作为分析的武器”,认为“掌握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会帮助我们解决单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时所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注:胡寄窗:《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由此他开创了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先河,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在毛泽东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指导下,胡老准确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对此,胡老曾深有体会地指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第1页。)

      胡老还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坚实大厦。他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思想史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史,是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有密切关联的,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就应该特别予以考虑”。(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第1页。)基于这种认识,胡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为肇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大厦的理论基石,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动的基础上探讨经济思想的变迁,并将其作为贯穿历史上各种纷繁经济观点的一根红线,从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系统框架。所以,胡老始终强调,“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注: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体系,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注:谈敏:《回忆我的恩师——胡寄窗先生》,《财经研究》1994年第4期。)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关于历史经济问题的分歧意见或观点,都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产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诸范畴”,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注:胡寄窗:《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2.主张以近代习用经济范畴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

      许多学者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应该有和它相适应的独特体系,而不能按财富、生产、流通、分配、财政、金融等经济范畴为体系的方式叙述,否则就是以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由于这一观点涉及到应否借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某些“框框”的问题,所以是一种方法论的问题。对此,胡老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

      胡老指出:“任何一种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论范畴,只有在阐述其特殊理论范畴的发展过程条件下,才能显示它本身的特色”。(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因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时代的经济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和经济条件;(2)可能把不同时代的或同一时代的各个思想家的经济观进行比较分析;(3)易于探索许多重要经济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阶级关系或经济条件的变化”;(4)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家,传统经济思想大都混杂在哲学、政治等论述之中,将各个经济观点按照经济范畴分别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学、政治等观点严格地区分开来;(5)经济思想史区别于其他思想史之处即在于它以论述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的经济概念、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为任务,而只有以一定历史时期或人物所接触到的经济范畴为表述内容,才能实现这一任务,更充分地体现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点。(注: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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