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利源外溢，民生日蹙，失业日多”（注：《皖抚邓中丞饬属讲求种植扎》，《农学报》第22册，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5页。），成为清政府面临的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如何给失业者创造再就业机会，就成为社会良性运行的关键。为安置无业失业游民，清政府不能不寻求积极的解决办法，其中最后十年统治中推行的“振兴工艺”事业，就是“再就业”工程的重要方面。本文就此问题进行考察，或有不妥，敬请学界同仁批评。 一、鼓起——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 游民问题是困扰晚清政府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人惊呼，“士工商之外，无末业可治（者），……每省不下二十万人”（注：《皇朝经世文编续编》第34卷。）。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游民问题日趋严重，社会动乱不安，引起整个社会的恐慌。面对庞大的失业群，如何开辟谋生途径，成为清朝统治者颇感头痛的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在沉重的失业压力面前，除了惯用的“驱逐”、“禁止”、“资遣”、“弹压”等被证明效果不佳的手段外，还应该寻求积极的办法，广开就业门路。在这个过程中，“振兴工艺”作为“再就业”工程的要项被提上议事日程。 “振兴工艺”是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实施的。自鸦片战争后，外患日亟，国难日重，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更面临被瓜分、肢解的危险。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强烈的震撼下，中国社会涌起了一股“振兴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实业救国思潮。屡经重创的清政府，也深深意识到中国积贫积弱、政散民流的现实，若不改弦更张，无法照旧统治下去。清政府看到，“五洲列国，其国本之强弱，大抵视实业之兴衰以为衡”（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47页。）。因而顺势提出“振兴实业”的口号，并把“通商惠工”定为经国要政。朝廷屡颁明谕，强调：“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注：《光绪朝东华录》（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第5091页，总第5160-5161页。），要求朝野上下“亟宜破除成见”（注：《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91卷，《实业》。），奖掖实业。这对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甲午战争后，“设厂自救”中民族工业的长足发展，应该承认，与清政府的奖励政策大有关系。 “设厂自救”、“振兴实业”，以“救亡”为出发点，并非清政府所施行的“再就业”工程。但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拉动，必然带来就业门路的拓宽，“再就业”也在不言中。 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清政府想到了要使传统的“工艺”事业发扬光大。“谋生之道，约分两途：一曰食力，西人所谓工也；一曰食技，西人所谓艺也。食力之中，以当家人、车夫、水夫及瓦作、小工四项为大宗；食技之人，以木匠、瓦匠人数为最多，此外尚有各种手艺之人。”（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6页，第534页，第521页，第575页，第575页，第564页，第559页。）“工艺”事业蒸蒸日上，日推日广，便可使无业失业之人重新获得职业。“推广工艺”作为“再就业”工程的重要举措付诸实施。 “再就业”工程的大规模实施是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之后。在此之前，兴办“工艺”的呼声时闻，有些地方还作过尝试，如浙江，据1883年（光绪九年）刘秉璋奏称：“浙江省城地面，五方杂处，良莠不齐，兵燹以后，元气未复，民多失业，无赖之徒，日则沿街讹诈，夜则鼠窃狗偷，良懦小民咸受其扰，即为官拿办，亦不免朝释暮犯，且若辈既无衣食之资，又乏父兄之教，一日不讹索偷盗，即一日不能得生。邪僻之为，由无恒业所致，其人虽甚可恨，其情亦殊堪悯。光绪五年间，地方绅士拟请设所收养，酌议章程，由司核明，详经前抚臣梅启照批准设立迁善公所，由同善堂董事筹备经费。遴派委员驻所管理，选举公正绅董，支发钱米，凡无业游民讹赖匪徒及掏摸小窃各犯，由府县及保甲局审明并无重情者，即送该所收管，酌予衣食，勒限戒除旧习，就其质性所近，令习手艺，……随时勤察，令其各就所习手艺，出外谋生，……数载以来，……办理著有成效，于地方实有裨益。”（注：《光绪朝东华录》（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第1579页。）类似“工艺”事业的举办，朝廷没有理由不首肯。但真正让清廷感到实施以推广工艺为核心的“再就业”工程的紧迫性则是“庚子事变”之后。八国联军之役，使天子脚下疮痍满目，“四民失业”。京师失业者更是如猬之集，一旦发生变乱，后果堪忧。要解决这一问题，非“广筹生计”不可。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黄中慧上了一个《倡议北京善后工艺局说帖》，提出创设工艺局的建议。《说帖》疾呼，“联军入京，四民失业，强壮者流为盗贼，老弱者转于沟壑，一载于兹，殊堪浩叹。洋兵未退，有所慑伏，犹且抢案叠出，几于无日无之。将来联军全撤，无业游民生计日绌，苟不早为之所，则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更何堪设想？今欲地方安静，必先为若辈筹其生路，然后继以峻法，使之进有所图，退有所畏，善后之策，如斯而已。”另外，京师游民及各种手艺之人不下数十万，“皆系客民，并非土著，本系安分之人，惟自洋兵入城，资本无出，坐食山空，不免流为匪类。”这些人“以失业之故，遂致作奸犯科，无所不为，无所不至，既非王法所能禁止，又非粥厂暖厂所能收养。”要为众多无业失业之民“筹其生路”，在黄中慧看来，“惟有多设工艺局”（注：黄中慧：《倡议北京善后工艺局说帖》，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5-516页。）。这个建议为当局所采纳。随后，北京开办了工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