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钱庄（注：本文所指的钱庄是指晚清中国商人开办的钱庄，外国商人在这一时期开办的钱庄不包含在内。）与洋行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两者相互融合，钱庄为洋行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钱庄借助洋行的势力扩大了自己的金融活动，实力不断壮大；另一方面，两者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不断冲突。目前，学术界对钱庄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如汪敬虞、张国辉、姚会元等先生在其相关论著中，对各通商口岸的钱庄、洋行的金融活动进行了专题研究，涉及到钱庄与洋行的关系，并作了初步分析，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并厘清钱庄与洋行的关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晚清钱庄与洋行的经济互动：冲突与合作，共生与共存 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被迫对西方开放，中国传统的金融行业钱庄和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外国洋行都适时地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钱庄方面看，它是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种古老的金融机构。在鸦片战争前，它主要起着调拨资金的作用，适应了中国社会各省之间商业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商品的流通。鸦片战争，钱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量上，由于战乱、金融风潮的影响使钱庄的数量变更相当大，但总的来说，钱庄的资本是不断壮大的。在业务方面，由于钱庄实力的不断壮大，它的业务范围逐渐辐射外地。许多钱庄以开设分支机构或代办钱庄的方式，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外地。业务范围的扩大不仅促进了本国金融业向内地的扩展，而且加深了各钱庄之间的相互联系，促进了其业务往来，加快了钱庄的发展。与此同时，钱庄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在鸦片战争前，钱庄主要经营货币的交换业务；鸦片战争后，它“摆脱了货币兑换业务，而集中在存款、放款、办理划汇、签发庄票等信贷活动上”。（注：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第33、68、80、51页。）钱庄在经营活动方面的种种变化，不能不影响到钱庄性质的变异，钱庄开始融入资本主义因素。 在钱庄不断发展的同时，洋行实力的发展更为迅速。鸦片战争前，在广州就已经有一些洋行在活动；鸦片战争后不久，洋行蜂拥而至，数量不断增加。道光二十年（1840年）还不足40家，“1872年不过343家，1882年增到440家，1892年已过579家，1902年比十年前增长一倍多达到1189家，到1910年则达到3239家”。（注：参见黄逸峰、姜铎等著《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7-289页。）在资金上洋行也有不同程度地增长，“50年代中期，上海美商的财产达到100万元”，而“到了80年代初期，上海外商的财产，包括土地、建筑、船只、货物、金银及其他财产在内，已达到5700万两之多”。（注：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7、477页。）这一时期，不管是小洋行还是大洋行在数量上不断得到增长，资金也不断地扩充。其突出地表现在经营范围的扩大上。早期的洋行大多靠卖鸦片起家，如怡和、旗昌、沙逊、宝顺、琼记。这一时期，由于洋行在华资本不十分雄厚，能力有限，它们只能以本国的工商资本家为依托，接受他们的委托，作为其在华的代理人。鸦片战争后，洋行的实力不断扩大。在金融业方面，国际汇兑业务掌握在大洋行手里，尽管19世纪50年代外国银行资本已开始进入中国，但势力远不如洋行大，直到6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状况才开始发生变化，洋行放弃了原来的汇兑业务，有的还把自己转为银行的股东。（注：参详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第4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939、1940页。）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钱庄的业务几乎被外国洋行控制。洋行通过自己建立起来的商品收购网络和使用钱庄发行的庄票，深入内地对农产品和原料进行压价掠夺。为了方便自己的掠夺，便于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农产品，洋行还投资于交通运输行业和工业。1862年，美资旗昌洋行的大股东开办了旗昌轮船公司，经营上海——广州和长江两大航线。1872年英资太古洋行也设立了太古轮船公司，经营上海——香港航线和长江航线。在工业投资上，4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主要以船舶修造业为主，后又投资茶叶加工。总的看来，晚清洋行业务发展与变化是与其对华掠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洋行侵略一步步地加深，洋行经济实力发展壮大起来，进行掠夺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洋行的经营也逐渐成为一种掠夺型经济；另一方面，洋行业务的变化发展也促进了洋行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洋行的侵略与洋行业务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洋行初到中国时，在进出口贸易中仅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打开市场的，它只有得到钱庄的支持才有可能打开局面。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壤里的钱庄在商品服务流通领域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洋行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就不得不利用这条重要的商品倾销渠道。没有钱庄的支持特别是在银行还未出现于中国之前，仅凭洋行的力量是很难打开市场的。在鸦片战争后，英国输华商品总产值的变化就是很好的例子。1843年英国输华商品总产值比1840年略有增长，但在1846-1849年间，其对华商品的总值不得不回落到1843年的水平；进入50年代，这种状况也没有很大的改观。以至1848年英国曼彻斯特工商协会的资产者呼吁“大家已经知道，距海岸不远的大城市里，钱庄和资本家的联合组织确已控制口岸市场，其势与进口商最为不利”。（注：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尽管这里含有一定程度的夸张和对中国钱庄以及商人的恶意攻击，但它的确反映了钱庄在中外贸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西方各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发展经济的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按照自己的要求和需要改造世界。钱庄在洋行蜂拥而至中国市场的条件下，不得不采取针对性强的应对措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资产者的要求改造自己。钱庄发行的庄票，需要外商的承认和使用，只有这样，钱庄才能占领这个新出现的金融市场；钱庄的商业信贷也同样离不开这个市场。另外，钱庄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如了解中国市场、与中国商人联系密切和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等，使钱庄能够很容易地帮助洋行推销洋货和掠夺农产品。中国钱庄在利润的驱使下需要与洋行合作。对洋行来说，只要把钱庄稍加改造，就能使之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洋行可以利用钱庄同中国商人打交道，也可通过钱庄利用中国商人的资本为自己的商贸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另外，随着中外经济贸易的深入展开，钱庄不仅仅是要适应其环境，让自己能生存下去，而且更要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下，钱庄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与洋行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 当然，洋行与钱庄的合作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洋行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改造钱庄，而洋行与钱庄的经济利益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之间必然会出现摩擦与冲突。特别是随着洋行不断发展壮大，它对钱庄在金融行业的垄断越来越不满，尤其是外资银行发展壮大后，它们的摩擦与冲突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