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2x（2003）03-0063-07 中国与朝鲜直接山水相连，自古以来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密切，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近年来已有不少相关的著述，（注：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其中论述了《十三世纪后半期至十四世纪元与高丽人民的往来和科技交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陈高华《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韩国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等。皆或多或少地述及元丽贸易，可备参考。）但是对于元代中国与高丽之间的商业贸易，仍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即试通过多方面的资料，展现元与高丽贸易的历史画卷。疏误之处敬希补正。 一 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是元代发达的海外贸易之组成部分。元丽之间贸易的发展与当时历史、地理条件、社会和政策的背景密切相关。首先，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大地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宋、辽、夏、金对峙的局面，并拓展为地跨亚欧的蒙古帝国。以前各政权分立时交通道路上人为的界限、障碍为之一扫，干扰贸易的政治因素也不复存在，（注：宋与辽、金对峙时期，各政权关系紧张，相互防范、阻隔，宋朝与高丽的贸易往来就减少，宋又惧怕辽金间谍混迹高丽商人前来，时或将高丽商人疏远或婉拒与之贸易。宋与高丽贸易的北方一些口岸也由盛转衰。这些情况在元统一中国后就无由发生，原来北方的港口、海道重新成为元丽商贸的重要途径。）统一而辽阔的疆域内道路网络四通八达。东北与高丽的陆路往来可称近在咫尺，更似闲庭信步。元代的航海技术、装备、运输及管理能力都较前代有所改善提高。这些皆有利于商品物资对外交流。同时，元政府采取对外开放、发展贸易的政策。一方面，元朝以“官本船”制度，“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利润官府取七成，贸易人得其三；有时“官自发船贸易”，（注：《元史》卷94《食货志》。）乃至派遣船队专为皇室经商盈利；（注：《元史》卷38《顺帝纪》。）并在相应管理下准许和放任官民僧俗私人从事海外贸易，“勿拘海舶，听其自便”。（注：《通制条格》卷18《关市·市舶》规定，禁止市舶司及所在地官员“拘占船舶，捎带钱物下蕃货卖”；准许其余“诸王、驸马、权豪势要、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诸色人等下蕃博易”，“依例抽解”。《元史》卷94《食货志》载至元31年成宗诏有司“勿拘海舶，听其自便”。）故私营贸易相当发展：权贵者以“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注：陶宗仪《辍耕录》卷5《朱张》。）“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注：《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另一方面积极招徕海外各国来元交易。如1280年，元世祖诏行中书省：“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注：《元史》卷10《世祖纪》。）所以元代的海外贸易蓬勃发展。而高丽社会“上下以贾贩利入为事”（注：《宋史》卷487《外国》3《高丽》。（韩）郑麟趾《高丽史》卷46《恭让王》载当时（1391年）“无赖之徒，皆利远方之物货，不事本业”，可见宋历元至明，高丽与中国的贸易长盛不衰。）的风习亦相延不改，因此，元与高丽的贸易同元代整体国际贸易一样兴旺。 元与高丽进行贸易的主要地区，包括今山东半岛、北京、天津一带、辽宁、吉林等北方、东北地区和江、浙、闽等东南沿海省区。海路贸易的口岸，北方有今天津附近的直沽，明确见于高丽文献的记载。《原本老乞大》中的高丽商人李某在大都卖了行货后，即“到直沽里上舡过海”回国。元朝的大都商人经海路往高丽，最近捷的港口也就是直沽。山东半岛也有与高丽通航的港埠，高丽官方曾到益都贸易。其实山东与朝鲜半岛有历史悠久的海路交通和数处重要港口。据《管子》等书所讲，春秋战国时齐国就从海路进口朝鲜的“文皮”。朝鲜境内考古发掘到我国战国时期的很多货币明刀钱、安阳布钱和各种金属用具。（注：《朝鲜考古学研究》第196-236页，转引自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第10-11页）隋唐以来，淄、青、莱、海等与朝鲜海交一直密切，“登州海行入高丽道”是唐代海外交通的重要线路。（注：《旧唐书》卷199上，《新唐书》卷220《高丽、百济、新罗》，《新唐书》卷43下《地理》7下。）密州、诸城、登州（包括牟平、文登、斥山）、青州等地因新罗人旅居者甚多，而形成“新罗馆”、“新罗坊”。（注：《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宋代，熙宁七年以前“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可知山东半岛沿岸诸地在与高丽交往中的地位。宋熙宁七年后，因高丽方面顾虑政治环境干扰，“欲远契丹”，而改“由明州诣阙”。（注：《宋史》卷487《外国》3《高丽》。）入元以后，政治因素已无问题，历代相续的由山东通往高丽的海道与港埠也应有所恢复，重新发挥作用。 东南沿海与高丽交通贸易的主要港口是庆元和泉州，其他如上海、温州、澉浦等，亦不乏与高丽的往来。（注：详参陈高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震檀学报》（韩国）第71、72合刊。） 庆元港宋代曾称明州，宋时已为与高丽交通的重要港口。熙宁前即屡有高丽海船至境上，熙宁七年后，高丽船“来者益多”，“直趋四明”。中国官私船舶赴高丽也多由明州定海“绝洋而东”，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朝鲜之黑山入其境。元时，庆元贸易更发展，为元代市舶司所在地之一。庆元港地处甬江上游奉化江、余姚江汇合处，位置适中，距温州218海里，距杭州167海里，距上海136海里。“南通闽广，东接日本，北距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溢。”（注：至正《四明续志》卷1《土风》。）据载此港于元代进口货物220余种，比南宋多50余种。元人有诗描述庆元港的海外贸易盛况：“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注：张翥《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元音》卷9。）泉州港为元代第一大港，亦市舶所在地，海外贸易一派繁荣。福建与高丽贸易自有其历史传承。据《宋史·外国传》《高丽》载，当时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高丽史》载，北宋中叶后有时泉州赴高丽的海舶比明州往高丽的船还多。（注：据《高丽史》，宋真宗末年到高宗初年，宋商赴高丽93次，其中可考籍贯者25例，泉州9例，福州2例，明州5例，台州、广南各3例。）到元代，泉州则是“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巨商富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民往往机巧趋利”。（注：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16。）庆元、泉州常年往来着高丽与元贸易的货船。高丽方面的礼成江口是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口岸，十三世纪已臻繁荣：“潮来复潮去，来船去舶首尾相连，朝发此楼底，未午棹入南蛮天（中国南方）”。（注：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元人周致中的《异域志》著录了214个国家和民族与元代有交往，其地域范围最近的即是朝鲜。除海路外，元代北方陆路对高丽的贸易数额也相当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