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K248-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10-0094-10 明清时期，随着各地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交通条件的改善、商品流通及对外交流的逐渐增多，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明清江南地区丝、棉专业种植区的出现，商品流通的繁荣，大量工商业市镇的崛起，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等等，与这一总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密不可分。这也使得江南经济得以和闽粤、湖广及华北、西北、东北等不同地区进行跨区域的经济交流，从而将江南区域市场纳入全国市场体系之中。这一时期，江南与其他区域经济交流的基本格局是，江南地区输出棉花、生丝、丝棉纺织品等农业、手工业品，从其它地区输入粮食、果品、肥料、颜料、木材等农林产品。在这总体经济交流格局大致类似的背后，江南与不同经济区域间的市场联系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与其它区域经济交流中所体现的各不相同、而又相对突出的特殊性，进而探讨江南市场与全国市场的互动关系以及江南经济对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 一、江南与闽粤地区——建筑于地区分工基础上的经济交流 明代，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的趋势。福建及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蚕桑业也有相当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其蚕桑业的发展尚不能满足其丝织业的需求。明时，广东所出的粤缎、粤纱、福建泉州的倭缎、漳州府的漳纱、漳缎等享誉海内外，其所用蚕丝原料则多来自于江南地区。粤纱虽“金陵、苏、杭皆不及。然亦用吴蚕丝，方得光华不退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于天下，缎次之”（注：乾隆《镇洋县志》，卷一，风土，亦见嘉庆《直隶太仓州志》。）。漳缎“丝则取诸浙西，苎则取之江右，棉则取之上海”（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050“泉州府风俗考”；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八，纪遗上。）。每年闽粤客商都要在江南地区大量购丝，“（乾隆时）闽省客商赴浙江湖州一带买丝，用银三四十万至四五十万两不等，至于广商买丝银两动至百万，少亦不下八九十万两。此外苏杭二处走广商人贩入广省尚不知凡几”（注：陈学文：《湖州府经济史料类纂》，第63页。）。 福建地区曾是中国棉花种植推广最早的地区之一，但其所产并不能满足其纺织所需。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均有大量棉花南运。太仓州鹤王镇所产木棉尤为客商看重。“木棉产鹤王市者，尤柔韧而加白，每朵有朱砂斑一点，离市十里外即无。闽广人贩归，题市必曰‘太仓鹤王镇棉花’”，“每秋航海来贾于市，无虑数十万金，为邑首产”，“远商海舶捆载而去，民以殷富”（注：乾隆《镇洋县志》，卷一，风土，亦见嘉庆《直隶太仓州志》。）。 江南地区大量生丝、棉花的输入，推动了闽粤地区丝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其纺织所需有了原料的保证。这里，江南丝、棉等生产资料的南运，已远远超出了自然资源互补的性质，而是建之于江南及闽粤两地手工业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这是明清时期江南与闽粤地区经济交流中的显著特点之一（注：详细数据参阅张海英《明清江南与闽粤地区的经济交流》，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在棉花、生丝等生产资料大量南运的同时，江南地区质地精良的丝棉纺织品等生活资料也大量南运闽粤地区。明清闽粤地区的丝棉纺织品的消费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于江南地区。“冬布多至自吴楚，松江之梭布、咸宁之大布，估人络绎而来，与棉花皆为正货”（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上海法华乡所产紫花布“专行闽省，本色者各省行之”（注：民国《法华乡志》卷三，土产。）。江苏太仓州双凤乡所产“赤沙塘布纫而密”，为闽粤商贾竞贩（注：[清]佚名：《双凤乡》（抄本），“土产”，引乾隆《支溪小志》；按今赤沙塘属常熟支塘镇。）。福建连江县直到民国年间的新兴机织布兴起前，百姓衣着用布主要来自江南“苏布”。 江南地区大量的生丝及丝织品，也成为明清广州转口外贸的重要货物来源，这对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外贸为导向的经济的崛起意义重大。清前期，每年从广州出口的商品中，茶叶、生丝及丝织品占广州口岸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4-255页。），其中的丝与丝织品主要产自江浙地区。江南丝织品的大量供应极大地支持了广东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广东地区外贸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江南丝棉纺织业的繁荣。这种区域市场流通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在明清时期江南与闽粤地区经济交流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与此同时，闽粤地区大宗的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业产品也有不少进入江南市场。“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注：王世懋：《闽部疏》。）。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江浙沿海海运贸易趋向繁荣，其商船所贩运货物种类之多，体现了区域市场交流的不断深入。浙江平湖县的乍浦港，“自闽、广来者则有松、杉、楠、靛青、兰、茉莉、桔、柚、佛手、柑、龙眼、荔枝、橄榄、糖，自浙东来者则有竹、木炭、铁、鱼、盐”，出港物品以布匹、丝绸为大宗（注：乾隆《乍浦志》卷一，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