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金布律》中的早期井盐史料及相关问题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864（2003）03-0023-04

      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竹简经整理后终于发表，其中许多内容，为我们认识西汉初年的社会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其中题为《二年律令》者，有《金布律》部分。《金布律》，已见于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解释说：“金布律，关于货币、财物方面的法律。汉代有金布律，或称金布令，《汉书·萧望之传》注：‘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库金钱布帛之事，因以名篇。’（注：今按：《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望之、疆复对曰：‘先帝圣德，贤良在位，作宪垂法，为无穷之规，永惟边竟之不赡，故《金布令甲》曰：边郡数被兵，离饥寒，夭绝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给其费。固为军旅卒暴之事也。’”颜师古注：“‘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库金钱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晋书·刑法志》：‘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55页。）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张家山汉简《金布律》的内容，则涉及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层面。

      西汉初期可以归入经济法的《金布律》的发现，显然有益于认识当时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我们还注意到，张家山汉简《金布律》中，可以看到涉及盐政的珍贵内容：

      诸私为盐煮济汉及有私盐井煮者税之县官取一主取五

      四三六

      人们首先会关注其中“私盐井煮”的文字。

      关于井盐的早期开发，正史中以《汉书》的记载较早。《汉书》卷九一《货殖传·程郑》写道：“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钜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疆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其中所谓“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说明盐井的经营，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可见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产业。又《太平御览》卷八六五引《蜀王本纪》·曰：“宣帝地节中，始穿盐井数十所。”（注：《华阳国志·蜀志》：“孝宣帝地节三年，罢汶山郡，置北部都尉。时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其说与《货殖传》“成、哀间”“成都罗裒”成功的事迹相符合。也有战国时期四川井盐业已经得到开发的说法，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四川先秦时期井盐生产的历史记录，都是后世追述。如《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穿广都盐井”，张若于成都“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从政府管理的健全可以推定，当时四川的盐业已经相当发达了（注：参看廖品龙：《试论张若在成都置盐铁市官与李冰穿广都盐井》，谢忠梁：《汉代四川井盐生产劳动画像砖新探》，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编：《四川井盐史论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46～90页。）。此前的盐产形式，或许即晋人任预《益州记》所谓“汶山有咸石，先以水渍，既而煎之”，以及《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列传·冉》所谓“地有咸土，煮以为盐”。《太平御览》卷八六五引《益州记》说：“汶山、越嶲，煮盐法各异。汶山有醎石，先以水渍，既而煮之。越嶲先烧炭，以盐井水泼炭，刮取盐。”可知曾经有两种“煮盐法”同时并行的情形。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的年代，在吕后至文帝初年（注：李学勤：《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12月版，第204页。）。看来，张家山汉简《金布律》中所见“私盐井煮”，是迄今所知有关井盐开发的最早的史料。

      对于简文“诸私为盐煮济汉及有私盐井煮者税之县官取一主取五”，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的释文写作：

      诸私为（卤）盐，煮济、汉，及有私盐井煮者，税之，县官取一，主取五。四三六

      整理小组又有注释：“济、汉，水名。”（注：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92页。）

      考察简文内容后可以发现，其中“私为（卤）盐煮”似不宜分断，其文应当连读，而与下文“有私盐井煮”相并列。

      又释文“煮济、汉”，其说未可通解，而“济、汉，水名”的解释，看来也是错误的。其实这里只有“汉”字可以解为“水名”。“济汉”二字亦不应分断，其本意当是济渡汉水。“济汉”之说，多见于古籍。如《左传·庄公四年》：“……王遂行，卒于木之下。令尹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又《定公三年》：“蔡侯归，及汉，执玉而沈，曰：‘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定公四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厄。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武城黑谓子常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史皇谓子常：‘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太平御览》卷七六六引《帝王世纪》：“昭王济汉，楚人恶之，以胶船进王。中流，胶船解，王没于水。”（注：“楚人恶之”，《太平御览》卷七六八引《帝王世纪》作“汉江人恶之”。《史记》卷四《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世纪》：“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又卷八一四引《管子》：“齐桓公伐楚，济汉水，逾方城，使贡丝于周室。”汉水曾经是楚地与中原的界隔。“济汉”，先秦时期曾经意味着由文明之地进入了中原人心目中的蛮荒之地。在西汉初年，所谓“济汉”可能仍然有逾越某种意义上的经济文化区界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