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家族企业研究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关注的焦点又集中在这样一个命题上：是什么因素导致民营企业突破家族治理，引入职业经理人的进程要比欧美及日本的企业更为困难？国内学者大都从文化视角出发，认为中国浓厚的家族文化严重阻碍了当今中国家族企业向两权分离的现代公众公司的转化。本文分析认为，这种观点是武判面的。 一、家族企业的文化决定论 传统家族文化对华人社会的影响是其他任何民族都难以比拟的，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以血缘关系为本位，家庭是人们最初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方式（费孝通，1947）。因而，家族传统伦理不可避免地成为华人企业制度的根基，管理不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原则上，而是建立在传统家族伦理的差序格局和家长权威基础上（储小平，2000）；企业运营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追求家族利益最大化；维持企业存在的不是正式的契约关系，而是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和情感（李春来，1998；张维迎，2004）。德国学者雷丁(1993)把华人家族企业定性为“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产物”。 众多国内外学者认为，浓厚的家族主义传统在金融资本、人力资源等多个维度严重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大，科层体系的发展以及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最终分离。例如，家族观念使家族成员对所有权怀有强烈的偏好，家族资本很难和社会金融资本融合。家族为了控制企业的经营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的原始资本和再投入资本绝大部分依靠自身积累，社会金融资本只占很少一部分，股权结构呈现严重的一元化和封闭化特征（刘平青，2002；卢现祥，2003）。再如，由于家族的巨大作用，压抑了社会自发团体的存在，人们的合作局限于家庭、邻里等有限范围内，无法像西方社会那样，通过社会团体的频繁互动来积累社会信任资本。社会信任资本的匮乏严重阻碍了社会分工向纵深化扩展，家族员工和非家族员工，尤其是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委托——代理机制难以真正根植于家族企业（福山，2001；李新春，2002；张建琦，2003）。 雷丁(1993)甚至进一步认为，“中国人的家族企业有足够的时间去开发新的管理模式，无论在大陆或是在海外，中国人的企业曾经和西方一样，或许比西方企业更早一点盛行过各种复杂的组织形式……只要他们愿意，很早就可以学到现代的管理技术”。但是迄今为止，华人企业仍然习惯固守于家族制形式，职业化的科层体系在企业内部发展缓慢，究其原因，他认为一是防御性因素，即对家族以外成员普遍的不信任，以及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私人产权缺乏必要的保障；二是传统家族伦理中的“家长权威”和“差序格局”，这种传统产生了接受和依赖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三是“人情至上”的观念，它排斥了管理中的客观公正性，使职业化的科层管理体系难以内生地根植于家族企业。 二、对家族企业文化决定论的质疑 如果我们突破封闭的华人文化框架，把目光延伸到更为广泛的比较文化视野以及世界企业发展史当中，不难发现一些基本史实与上述论断不一致。 如果把英、美、日三国企业史作一个比较，我们会被以下三个问题所困扰：一、与属于儒家文化范畴的日本相比，英美两国的传统家族文化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然而无论是家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还是家族企业演化过程中选择的路径，英国和日本反而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二、具有相近文化背景的英美两国，尽管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滞后于英国，但是家族企业的蜕变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诞生却首先发端于美国；三、在同一产业中，伴随着技术进步，家族文化背景相近的英美两国企业的应对方式却是不同的，美国倾向于采取垂直一体化，发展“多单元”的现代工商企业，而英国则倾向于发展由小企业聚集而成的产业群，产业群中的企业仍然是小规模的，并保留着传统的家族治理模式，这却和日本企业的应对方式相似。这种不同的反应方式甚至出现在同一文化内部，例如在美国，纺织业和钢铁业就出现过大企业和由小规模家族企业组成的产业群在长期内并存的现象。 上述问题无一例外地使我们对当前流行的家族文化决定论产生疑问，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决定家族制企业演化的因素是多重的，除了传统家族文化之外，还有其他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 三、市场与家族企业的演化 世界企业发展史表明，家族制企业是最早出现的企业组织形式，由血亲关系联结的家族和作为生产方式的企业从一开始就存在紧密的关系。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家族制的地位率先在美国被大规模现代公众公司所代替，这个过程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被钱德勒(1987)描述为“经理式资本主义”压倒“家族式资本主义”和“金融式资本主义”。为什么上述转变并没有首先发生在最早进入工业化的英国抑或其他国家？钱德勒认为一个显著原因是美国市场的规模和性质。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工业化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英日两国的市场和美国相比，无论在规模还是繁荣程度上都不如后者，美国国内市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且发展最迅速的市场。同时，美国市场的同质性也大大高于英日市场，各个地方市场的偏好要比英日地方市场的差异小，国民的收入分配也要比英日更为平均。面对一个大而同质的市场，美国企业家更有动力采纳标准化的、耗费更多环节的生产过程，如大型流水线，制造均一的产品，而维持和运转这种生产模式需要建立一个规模更大的、拥有更多工人的企业。相反，英国和日本的企业家面对的是小规模且异质的市场，他们需要的不是均一的产品，而是熟练的工人为不同地方市场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因此，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过程的重要性不如美国，企业所要求的规模也普遍比美国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