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州模式的深层次思考

作者简介:
杨大楷(1949-),男,重庆市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上海 200433 曾鹏,男,上海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系硕士研究生。上海财经大学,上海 200433 缪雪峰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

内容提要:

“温州模式”的成功依赖于其独特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因。与其他地区客观环境的差异和自身发展的局限,使得“温州模式”在现阶段并不适合普遍地被我国其他地区所接受。只有当“温州模式”实现了新的转换,焕发出又一轮强大生命力时,其普遍性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因此,就目前阶段而言,“温州模式”只具备可借鉴性,而不具备广泛意义上的普遍性。


期刊代号:F22
分类名称:乡镇企业、民营经济
复印期号:2004 年 10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4)04-0051-04

      何为“温州模式”?学术界给出了许多理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赵伟(1999)和杜润生(2000)的观点。赵伟提出了温州模式是一种“新古典区域工业化范式”;而杜润生认为温州经济是一种自发、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我们认为,温州模式的基本内涵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温州模式即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其二它也是一种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它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首创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使改革和发展在区域经济与社会变革中成为一个相互促进的动态变化过程。

      一、温州模式存在的外部条件

      “温州模式”之所以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在于它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强大的生命力以及超前的意识,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超越了全国许多地区,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的典型实例。它的成功依赖于其独特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因,从外部条件来看,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独特的文化背景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家,前后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得以长期维系,传统的儒家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国有宋时期的温州,却形成了与传统儒家文化大相径庭的永嘉学派。永嘉人在浓烈的温州商业氛围熏陶下,竖起“讲实际、重事功”的旗帜,倡导“成其利、致其义”。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与传承,这种思想融入到今天温州人特有的精神世界与人格禀性之中,使得他们能抛弃“乡土观念”,敢于走南闯北;摒弃“重义轻利”,倡导以利致义;破除“安于现状”,勇于创新进取。因此,当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时,温州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出潜在的优势,出现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企业和购销大军,迅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加快了以农村工业化进程为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也使得温州成为了全国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2.实事求是的地方政府

      中国有很多地区也有经商的文化底蕴,如福建的泉州、山西明清时期的钱庄等,但他们在今天民间资本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温州。一个地区民间资本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当地的文化背景,还在于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地方政府的扶持。温州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是温州政府给予温州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和扶持,才使得温州的民营经济能在公有制经济的夹缝中得以成长并取得成功。主要表现在政府降低民营经济风险的“无为”上(顺应民营经济的发展和甘冒政治风险对私营经济打压上的“无为”)和在营造外部环境的“有为”上(突破政策,率先改革,监督质量,改善民营企业的外部软、硬环境等)。这些内部的“无为”和外部的“有为”举措,为温州民营经济提供了培育发展的土壤、安全的政治环境以及有利的外部条件。

      3.改革与市场的机遇

      温州经济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国家整体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其成长的历程伴随着坎坷和崎岖,人们虽然有心发展经济,可事实上发展的过程并不那么顺利。但是随着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发表,以及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体制环境,从而使得温州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在改革之初,国民经济正处于极度的短缺时期过后,国民爆发出了超需求的购买力,使本身就不完善的市场处于求大于供的状况之下,人们对于小商品的无限需求带给了善于把握机会的温州人无穷的商机。

      二、温州模式发展的内在动因

      “温州模式”能够得以取得成功并延续至今,除了依赖于有利的客观环境,自身的内在动因才是激励其成功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突出了“温州模式”的鲜明特点,并在当时对于“温州模式”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将其发展的内在动因主要归为三个方面。

      1.清晰的产权制度

      改革前的温州农村的集体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不具备大规模的形成集体产权的条件,因而只能通过市场自发地组织资源,由家庭或个人直接投资,形成私有产权,通过家庭生产队联合生产的替代来完成农村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此外,由于人地矛盾突出,温州农村多数家庭并不以单一的农耕为生,通常还兼营家庭手工业。总而言之,温州农村的工业化进程沿着家庭工业所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这一路展开。企业的产权结构从一元走向多元,所有权与经营权也逐步走向两权分离,企业的组织形式由家庭经营逐步向家庭之间联合经营的股份合作制、公司制方向演变,从而使企业的产权更趋明晰。这些转变为温州经济的内源性增长提供了持续的保障。

      2.专业市场为依托的群体规模经济

      温州民间投资发展模式的另一个特征是其特色鲜明的群体规模经济。温州群体规模经济以专业市场为依托,围绕各种主导产业和产品,形成了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相结合的、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专业生产加工群体。这种方式最显著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区域在资源、产业以及其他与产业相关的各种比较优势,通过集聚,使中小企业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克服内部规模经济不足,既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又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内生的增长机制。温州企业正是通过这种集群带来的规模效应,整合了资源,增强了竞争力,把握住了市场的先机从而获得成功的。

      3.家族制的企业制度

      在温州经济发展的整个阶段里,家族制企业一直是其一个重要特点。它凭借强大的凝聚力、艰苦创业的精神和灵活的经营机制,在企业创始之初有着别的类型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减少代理成本、降低决策成本和协调成本等方面。传统温州企业规模不大,科技含量较低,区域的产业集中,因而采用此种企业制度管理起来相对简单。同时,温州的家族企业经营者能够更自主的解决决定某些问题,不需向家人多作解释,作决策也较快灵活。而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姻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成员更容易和能够为了家族利益而互相配合、团结奋斗,因此在企业内部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这一点,大大节约了企业的成本,而这对于温州原始积累阶段的企业是至关重要的,也在“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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