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经济学界，学者们构建了许多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较早的研究往往把中国（的转轨）经济分成两块，其中一块叫存量经济，主要由传统的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构成；另一块则是非国有经济，如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和乡镇企业（注：实际上，严格说来，不能简单地把“乡镇企业’看作是“增量经济”，因它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社队企业”发展过来的，但另一方面，它又确实具有“增量”性质，因它的确在改革开放政策诱导下得到实质性发展。）构成的增量经济。这种研究框架认为，中国并没有进行一揽子的快速私有化改革，而是从增量改革出发，逐步完成市场化进程的。（注：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0-60页。）樊纲还注意到经济改革会带来利益关系调整。由于利益关系存在，先进行增量改革后实施存量改革能比较容易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从而实现“改革过程的帕累托改进”。（注：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64-90页。樊纲：《论改革过程》，《改革、开放与增长》，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樊纲：《两种改革成本和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 第二种研究框架是杨瑞龙（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和张维迎（注：张维迎：《区域竞争和私有化》，《北大中国经挤研究中心简报》1999年第20期。）分别提出来的。他们基于中央和地方分权的事实，认为分权将造成地区竞争并使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与中央政府博弈，从而使企业经营者获得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最终使政府从企业逐步退出，完成国有经济的民营化改造，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 周业安（注：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提出了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他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注：V.W.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第327-370页。）的分析框架无法完全揭示制度变迁的全貌，前者忽略了社会成员的自发创新行为，后者忽视了政府可能有的作用。（注：笔者认为，周业安对这两种变迁形式的评论未必正确，拉坦强调的是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而林毅夫强调的则是它的供给方面，但并不能证明拉坦和林毅夫就一定忽略了制度变迁的其他决定因素。）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过程交织着政府选择外部规则和社会成员选择内部规则的双重秩序演化路径，这两种规则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更多地起着法官裁决作用，而地方政府更多地从事制度企业家活动。其结果是政府逐渐退出制度创新领域，民间创新内部规则的领地则逐步扩大。 以上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刻画了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但问题在于，增量改革并不能脱离存量即国有经济而单独进行，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实质上既具有竞争关系，又具有互补关系。此外，尽管中央、地方分权为传统经济的民营化准备了历史条件，但要使这个历史条件发挥作用还需中介性的转化机制。张维迎和杨瑞龙的“分权论”未能从细节上考察这种转化机制的作用过程，他们的理论模型也没有考虑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两者间的“制度互补性”。周业安的理论框架虽然注意到政府和社会成员、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之间的协调和冲突问题，但用于解释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仍显得过于笼统和抽象。因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既然政府提供外部规则，社会成员创制内部规则，而且两种规则彼此冲突和协调，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会同时出现以民间创新“制度”为主的“温州模式”和以社区政府提供规则为主的“苏南模式”呢？显然，无论张维迎等的“中央、地方分权论”，还是周业安等的“内、外规则演进论”都无法对此加以解释。 至于那些单一地探讨中国乡镇企业之谜或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相关文献，（注：冯曲：《从资金筹集机制看乡镇企业改制：制度变迁动力学的一个案例》，《改革》2000年第5期；冯曲、张涛：《权威、权威组织与效率——兼对经济转轨路径的评述》，《世界经济文汇》2002年第5期；李稻葵：《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J.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World Politics,vol.45,no.1.Chang & Wang,The Nature of the Township Village Enterprise,Journal of Compatative Economics,1994,19,pp.434-452.Che & Qian,Insecure Property Rights and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Firm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尽管为理解中国社区经济组织产权结构演进和管理机制改进提供了独特视角，但仍不能从历史角度揭示出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产生和成长的变迁轨迹。此外，这些研究无法摆脱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局限性，因此也不能从理论上解释在给定相类似的宏观经济条件和政治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组织和经济体制会出现“演化分岔”？（注：孙早、鲁政委：《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用以揭示中国不同地区民营经济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