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中国乡镇企业大致经历了起步(1979-1984)、飞速发展(1984-1993)、平稳发展(1993-1995)和改制（1995－今）四个发展阶段，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其中苏南的乡镇企业尤其引人注目，“苏南模式”曾经风靡一时。但从90年代初开始，“苏南模式”在渐退渐冷，“改制”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时至今日，“改制”风潮吹遍苏南各地，“苏南模式”已不复存在。笔者认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史（以“苏南模式”为核心）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过程的一个缩影。在这样的背景下，乡镇企业所属的社区政府和管理者（企业家）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他们的经济利益在不同阶段发生改变，掌握资源的能力彼此消长，思想观念不断转变，最终导致谈判能力的不均衡，在乡镇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从某个侧面上看，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在原有体制框架内为剩余索取权的分配讨价还价从而形成新的体制框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一方必将占上风。本文试从乡镇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比较核心利益相关者双方的力量及其变化，分析他们是如何推动乡镇企业发展，并由此对尚未改制成功的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提供一些启示。 一、乡镇企业发展初期核心利益相关者作用分析 （一）内外环境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由于长期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社会呈现以下特征：(1)在意识形态方面，姓“资”和姓“社”仍然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2)国有企业不景气，对国企的改造没有真正启动；社会处于“短缺经济”时代。(3)经济资源的配置权掌握在国家计划中，资源配置不按市场规律。(4)农村经济极为落后。由于政府将农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原始积累的来源，从农民手中剥夺了大量经济利益，使得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人地关系紧张，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在如此背景下，社区政府和社区中有经济能力的“能人”，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地方性的“灰市场”，选择一种“模糊产权”为核心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建立了乡镇企业。双方博弈的结果是社区政府成为“模糊产权”的所有者。“模糊产权的好处在于当市场条件不正常时，企业可以很容易地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帮助”。 （二）政府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社区政府有两个目标，第一：政治目标，服从上级指令，维护辖区的稳定；第二：财政目标，为实现职能而从社区经济发展中取得经济利益。这两个目标是相辅相成的，而经济是政治的保证。社区政府的财力主要不是靠国家的财政预算取得，而是在预算外通过各种收费、附加、摊派等形式从本地经济发展中取得。这更促进了社区政府思考如何发展经济，成为在地方经济落后，生活物资匮乏，农业产值低，劳动力剩余情况下发展乡镇企业的原动力。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谁能以某种方式最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他就将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体；相应地采用的这种方式也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体制。如果这种方式不再有效，它形成的体制也就会僵化，阻碍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呼声将愈高，原来的主体要么适时改变策略，要么就被经济大潮淹没。 在乡镇企业原始积累时期，社区政府首先提供了生产要素供给。它使企业在生产要素市场基本不存在的情况下，运用行政权力实现对要素市场的替代，节约交易费用，实现有效配置。其次资金积累，乡镇企业起步时资金有两个来源：一是集体经济积累，即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从农业上“抠”出来的一部分资金。二是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政府出于拉动地方经济的意图，主动帮助乡企融资，通过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提供利率优惠，降低了融资成本和谈判成本。再次劳动力，长期的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城乡隔离政策，使劳动力转移困难，形成大量剩余劳动力。最后是土地，社区政府通过成本收益比较选择了支持工业；而且社区内的土地所有权在政府，供给量充足，几乎不存在使用成本。 社区政府在政治和社会服务方面也给予乡企支持：(1)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新兴的乡镇企业各方多有责难，一些乡镇企业戴上“红帽子”才得以继续发展。(2)社区内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和各种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使乡镇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并且调动了现有管理者和潜在管理者的积极性。(3)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作用。政府将部分税收用于交通、环保、支农、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储备等方面，为乡镇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管理者的产生以及与社区政府的博弈 对农村生产力水平落后，农民生活水平低下最有切身感受的社区居民，他们思考着如何谋生计，改变现有的贫困状况。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拥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民（即农村能人）发现继续在土地上劳作难以获得更多收入，试图打破土地经营的僵局，开辟非农产业。他们具有发现利润的眼光和实干的精神。但是这一时期，社区政府控制着建立企业以及其成长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和融资渠道。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尚没有“个人信用”的概念，只有政府是有信用，并且可以承担相应的风险。再者，刚经历了一场“文化风潮”，人们都不敢冒意识形态的风险。可见这些“农村能人”自己办企业是绝对行不通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社区政府和“农村能人”之间是互补的。其中社区政府又具有绝对的优势，它掌握资源的配置，这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是不可替代的。“农村能人”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了解当地的市场情况，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等是他们谈判的筹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