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1997)将国有企业定义为：政府拥有或政府控制的、从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中创造主要收入的经济实体。它包括三类企业：(1)直接由一个政府部门运作的企业；(2)政府直接或间接通过其他国有企业掌握其主要股份的企业；(3)国有股份较少但政府通过剩余股份的分配能有效控制的企业。 1969年，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私有化”这个术语，然而关于私有化的概念，至今国内外尚未统一，根据各国相关法律、政策法规和权威辞典的解释，其内涵比较广泛。东欧中亚国家的私有化被划分为两层含义：狭义上指通过变卖将国有企业全部或部分资产转变为个人所有；广义上指将国有企业部分产权转让给个人、法人和非国有部门等（注：在东欧中亚国家关于私有化的立法中，广义上的私有化被称为非国有化，多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 根据企业所处市场竞争程度的高低，私有化可具体化为三种含义。在竞争性行业中，私有化是指将国有企业完全转变为私人所有。在垄断行业中，例如民航、电信、铁路等，私有化是指消除市场禁入、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政府逐步出让、转售一部分国有股权甚至全部股权，主动变成小股东或者全面退出（周其仁，2002）。对于其他公共部门的企业，区分其垄断性部分和竞争性部分，私有化是指将企业中竞争性部分外包，允许私人部门进入公共企业。 一、私有化的原因 （一）学者们对私有化的基本原因没有异议，即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在混合经济模式中，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并不是是否允许存在国有企业，而是国有企业存在的规模和范围，支持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的学者认为，政府直接拥有和经营国有企业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提供私人企业不愿意提供或无能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实现社会公正和稳定；低效率并不必然和国有企业联系在一起。而支持私有化的学者则认为私有企业更有效率，“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私有产权才能保证企业经营者的激励问题，所以他们认为私有化最终可以解决“政府失灵”问题。而提出“第三条道路经济学”的斯蒂格利茨给出了私有化基本定理，认为要均等地对待政府和市场，承认两者的重要性和互补性，即“强大的政府和发达的市场”。 学者们运用统计方法，在不同的国家开展计量研究，得出不同的经验结论。尽管由于样本的数量和质量不同，前提假设以及控制和选择的变量也不尽相同，同时存在着选择性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结论的多样性，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经验数据仍然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和结论：(1)企业效率的高低与所有制以及市场竞争程度的高低无关，而与宏经济是否稳定、政府对企业是否实行硬约束等其他条件相关(Ehrlich,Gallais-Hamonno,Liu and Lutter,1994;Kole and Mulherin,1997)。(2)与所有权相比，市场竞争程度和政府管制政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私有化部分企业可以提高市场竞争度；但并不充分表示私有化能改善企业业绩水平(Vickers and Yarrow,1991)。(3)私有企业最有效率，而混合所有制企业（注：指既有国有股份，又有私有股份的企业。）并不比国有企业有效，所以只有将企业完全私有化才能赢得企业效率(Boardman and Vining,1989;Ehrlich et al.,1994)。(4)企业效率与所有制相关，私有企业最有效率，混合所有制企业次之，国有企业效率最低(Dewenter and Malatesta,2001;Karpoff,2001)。Tian(2000)通过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发现国有股份和企业业绩间存在着一个有趣的U型曲线关系：起初，企业业绩随着国有股份的增加而下降，而当国有股份增加到40%时，企业业绩则开始随着国有股份的增加而上升，但当国有股份继续增加到80%至90%之间时，企业业绩又呈现出下降趋势。 （二）减少政府补贴、增加财政收入。 有些学者认为，虽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地区私有化的速度存在显著差异，但当地政府都能在私有化过程中迅速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这在很大程度上诱使政府变卖国有企业。Ladan Mahboobi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通过数据分析得出：OECD国家自1990年实行私有化政策以来共增加了6000多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差不多占全世界私有化所得的2/3之多；Jerry Davis等人(2000)同时考察了转型经济国家和非转型经济国家，提出私有化带来的财政收入占GDP的1.75%(Megginson and Netter,2001)。樊纲(2000)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比较改制前政府的净收益
（注：
＝（不改革情况下）国企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包括政府的非预算收入）＋国企提供的就业即工资收入－财政补贴（企业发不出工资时的补贴）－银行坏账（地方政府不考虑这项）－管理国企、处理国企干部、职工日常矛盾的麻烦…………）和改制后政府的净收益
（注：
＝（改革情况下）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收入＋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非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与工资收入－为改革的债务支出（如清理坏账的财政支出）－为安置下岗职工的支出－改革所承担的政治风险。），提出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少，所需的财政、准财政（银行坏账）越多，停产企业“开不出工资”的问题越严重；而非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越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越多，以至可以由私人企业来并购国企，政府因而为安置下岗职工所需支付的补贴可以越少（注：这里的补贴较少，是指平均到每人的补贴较少；但随着下岗职工的增多，补贴问题不一定较少。）时，私有化就会越来越实际地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