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325.3;F27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04)03-0272-05 1994年以来，张春与王一江[1]认为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是：控制权在社区政府，而收益权在社区民众和社区政府，社区民众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这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组织生产上的优势的结果。李稻葵[2]认为，在转型经济中市场是不健全的，政府在筹集资本、取得生产执照、解决合同纠纷等方面具有“生产效率”，私人产权的优势不明显，让渡部分控制权（所有权）往往会提高收益，形成所谓模糊产权。韦兹曼和许成钢[3]把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归功于中国社区的传统合作文化。现有文献关注的核心是乡镇集体企业的不清晰产权为什么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然而，乡镇企业是一地域概念。为什么在没有区位优势的乡镇建立企业，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根据产权理论，产权清晰是资源配置高效率的前提条件。但中国乡镇集体企业恰恰是在产权不清晰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为什么？这种不清晰产权结构如何形成的？由于当前的文献主要就后一问题展开，所以仅仅部分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没有完整解释乡镇企业的两个质的规定性及其产生、发展和变革的整个进程；没有把乡镇企业放入中国特殊的历史变革大环境中去理解与把握；忽视了社会意识对乡镇企业形成与发展变革的影响。 本文发展了一个乡镇集体企业的内生模型，把它看作是为了节约政治风险和社会意识带来的成本的一项制度安排，以此理解中国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 一、政治风险与乡镇集体企业 乡镇集体企业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原因何在？ （一）乡镇企业区位特征 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中国乡镇集体企业也不例外，它经受住了市场考验，证明了它至少获得了正常利润[4]。那么，为什么在没有区位优势的乡镇创办企业也能获取正常利润呢？ 1.长期短缺市场的高价格。建国后，中国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市场供给严重短缺。同时，迫于国际形势和强烈赶超的愿望，我们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使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产品严重供给不足，从而形成了市场的高价格，高价格又为低效率、高成本的企业的存在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在没有区位优势的农村地区创建乡镇企业提供了前提条件。 2.缺失的要素市场是中国乡镇集体企业区位特征的根本原因。建国后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与中国当时的经济环境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内生了扭曲的宏观经济环境、以计划为主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这样“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5]。同时，为保障低收入下城市职工的生活和就业，形成了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政府把发展经济所需的各种要素都纳入到国家计划资源配置体系中，各种要素市场不复存在，要素就无法通过市场自由流动，从而难以发挥最大作用、获取最大收益，如农村劳动力、土地要素等等。由于错误的人口政策和建国后农业经济的迅速恢复，旧有的“人地矛盾”再次凸现。在市场经济国家，农村过剩劳动力会流向城市。但是，中国实施的城乡隔离政策却使劳动力自由流动受阻，不得不另谋出路。因此，“就地转化，离土不离乡”的制度安排也就成了必然选择。通过在乡村创办企业，把乡村拥有的要素转化成产品，再把产品推向市场，获取相应的要素收入流（注：由于不存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国际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但相对要素市场来说，产品市场要自由的多。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都将受到来自中国的价廉物美的产品的冲击，中国最终将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这样，就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使在农村创办企业成为唯一选择，中国乡镇企业就这样落户乡村；二是农村低的要素机会成本为乡镇企业提供了相应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中国农村本是缺乏区位优势，但由于特殊的制度环境——极度短缺的产品市场和缺失的要素市场，为中国乡村发展企业提供了条件。如果要素市场存在，且要素流动是自由的话，无论市场短缺与否，在乡村创办企业都是不经济的。当要素市场不存在，且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此时若市场极度短缺，则乡村创办企业成为必然选择；若市场不短缺，也有可能在乡村创办企业。因此，缺失的要素市场是乡镇集体企业产生于乡村的根本原因。 （二）乡镇企业产权结构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经济恢复国民经济的积极性，我们党采取了限制利用的政策。但此时个体、私营经济已不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们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1956年的“三大改造”，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中国消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了所有制改革，但改革是渐进的，私营经济是逐步被承认的。直到中共十五大，私营经济才由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组成部分，从法律上承认了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在此之前，私营经济在中国不仅政治上缺乏合法性，而且在社会上也缺乏认同。人们愿意在集体受穷，也不愿干个体或到私营企业就业。因此，在当时创办私营企业，要承担社会不认同带来的巨大心理成本和实施成本，也即社会意识带来的成本。这从多个方面得到体现；如当时私营企业购买生产资料困难；找高质量的工人、技术人员难；申请各种执照更难，等等。当然，随改革开放的推进，对待个体、私营经济的态度，不仅政府部门发生了转变，社会也发生了转变。今天，私营企业主在中国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在中国十大阶层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政府官员，这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想象的[6]。因此，随改革不断推进，在中国创办私营企业所承担的社会成本也不断降低。 在中国农村创办企业可以获取收益，但由于存在政治风险和社会意识带来的高额成本，私营企业这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无法获取这一收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当时中国所能接受的、合法的产权形式，通过创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就可以规避政治风险和社会意识带来的高额成本，获取在农村创办企业的收益。因此，乡镇集体企业实际上是中国农民在这种特殊环境中一项制度创新。可是，集体所有制这种产权结构存在产权不明晰的问题，这导致了效率损失。因此，乡镇企业产权结构的选择就取决于政治风险和社会意识带来的成本与产权不明晰导致的效率损失带来的成本的大小。当政治风险和社会意识带来的成本大于产权不明晰导致的效率损失带来的成本时，集体所有制成为乡镇企业的产权形式；当政治风险和社会意识带来的成本小于产权不明晰导致的效率损失带来的成本时，私有产权成为乡镇企业的产权形式。因此，从效率的角度看，私有产权强于集体产权，但由于在政治上私有产权不能被接受，所以不能被实现[7]。 二、对中国乡镇企业发展阶段的阐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史中，政府对待私营经济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绝对禁止、限制与默认到鼓励的变化过程，创办私营企业的政治风险和社会意识成本不断降低，而作为分担政治风险和社会意识的成本的一项制度安排——中国乡镇集体企业也随之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