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7,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4)03-0108-03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自耕自养式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以传统的中国儒家礼教为主的封建思想和以宗族为特色的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式的传统经济模式是在特有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和发展的。传统的政治制度造就了士、工、商、农四种阶层，士族阶层是社会的统治阶层，农民阶层是这四个阶层的基础和核心，商业阶层是士和工、农的连结和枢纽。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培育了以《中庸》为主的国人价值观。《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中国社会几千年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模式则造就了以家族为单位、以血缘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勤劳持家”、“家和万事兴”的家族概念至今仍根植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渊远流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的历史即已证明了不同的地域亦可有不同性格、不同习俗、不同文化的人。而几千年中国历史的发展凭借其灿烂的文化、杰出的人物，终由一中原之地而发展为泱泱大国，并得以在同其他民族相互融合、相互发展中，以其博大的胸襟广泛吸收包括宗教、文化、艺术、科学、军事等所有先进的外来文明，并成为自己民族的文化。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文化的历史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沉淀日久、生生相息。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国家的历史有盛有衰，经济的发展有强有弱，同世界其它的国家相比，早及周代，中国就已出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礼仪之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钟鼎、彝器、雅乐显示了中国人特有的道德标准和文化科技艺术水准。《论语》、《春秋》、《史记》则印记了中国人朴素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而传统的中国礼仪直到17～18世纪才被西方人所发现直至所赞誉。国土的辽阔就必定促进商业的发展，国家的强大就会带来边贸的发展。我国同其它国家的边贸往来在有记载的文献中大量出现；汉武帝的两次西访，唐代的佛教兴盛，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都显示了中国人的商业意识和国际交往能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民营经济迅猛发展，从小到大，由弱至强。从大的方面看中国社会经历了2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环境和文化素质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国营、集体为代表的经济模式已经形成了国营、集体、个体、外资、合资、民间资本等各种各样形式的经济模式。作为中国私营经济的重镇温州，在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发展之后，在中国的经济史上创造了区域性经济品牌温州模式，这个从个体小作坊似的个体私营经济到挂靠集体经济再到私营经济的温州经济模式，反映了中国社会当代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强大生命力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山岭起伏，土地稀少，气候温湿，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就是这样一个远离京城的荒芜之地，也是浸染华夏文明承袭中华文风之熏陶。“永嘉学派”作为中国古代经济领域重要的学术团体起到了当时在经济发展中的改革、发展和实践的作用，为传播中华文化、发扬温州经济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重商”、“经商”开始成为温州人传统观念中同中国儒家“家、天、下”的宗族观念思想观和价值观相互辉映的观念，为温州人入中原、下西洋奠定了深远的思想理论基础。温州人的出外创业自有其客观的环境所致，也有其内在的思想基础作后盾。我们说，温州人的创业是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行动，在外的创业靠的是兄弟、姐妹、亲人的团结以及乡亲的互助。从温州人在世界各地和中国各处的经商状况来看，都是以这种血缘关系或乡里关系来闯荡天下，“有富同享，有难同当”。温州在外的各个商会、团体就是温州人的娘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传统的儒教文化精神在温州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就促成了一种独特温州式的家族、乡邻式的经营模式，从古至今渊远流长。正是这种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和乡里观念才形成了温州人至今200多万在外经商的庞大队伍。而中国人素来就把家族作为社会生活的最重要部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基本要素。“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既形象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又表明中国人以家为重的特殊性。西方民族在家族关系上的词汇只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而其他的如公、婆、姨、婶、姑，叔、伯、舅、表兄弟、堂兄弟、表姐妹、堂姐妹等只有笼统的称谓，没有中国人那么复杂的亲缘关系和称谓。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同西方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性，更可以感受到中国人的家族亲缘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的华夏文化也就自然带上了其特有的民族性。再则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经商。古时西北的丝绸之路、东方的海上之路、中原内陆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商业的发达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人这个占据中国历史阶层的一大阶层始终是活跃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虽然说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但是物资的流通却是千百万走乡入村的商贩和跨区越国的商人来完成的。有人说中国社会历来重农轻商、以农立国。“制节谨度”既是中国人对经济问题的一种传统的观念，也是不让经济脱离人生需求而放任其无限发展的一种传统思想。我们有“贫而乐、富而好礼”这样一种达到“天下太平”的最终目标，更有富国强民这样一种中国人所追求的崇高目标。二者之间的目的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事物的矛盾和统一的客观存在。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可以追寻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货殖》（自由商人），如战国时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达到了超过封建贵族之上的地位这样一种“素封”阶层。《游侠》是中国古代社会之产生于“士”而以货殖从事商业活动而干着非法经营的“奸商”们的别称，因此中国社会也就有了“重农抑商”和以后商人不得从官之事。中国社会虽然长时期地压制商人，但是实际上商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却是巨大的，地位也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高低之别的。商人为官，以商至官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