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西方城市经济学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解释了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的作用机制，指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Sullivan,2000)。而基姆(Kim,1999)通过研究1690～1990年美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指出美国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到工业、再到服务业为主的转变，导致了地区比较优势、交通和地区公共品状况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了产业的区域定位以及城市形成的速度和形态。 与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发展所处的自由市场的制度环境不同，我国的城镇发展过程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城镇发展是与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和工业化进程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制度因素是研究我国城镇发展的重要变量。 叶裕民(2001)研究了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城市化历程，指出：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在根本上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即工业化和制度。制度对城市化的影响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影响经济要素和人口流动与集聚的制度安排，包括户籍、就业、土地、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投融资体制等，二是通过工业化间接影响城市化的制度安排，如民间资本积累与投资的激励机制、财税制度和企业制度等。蔡秀玲(2002)进一步指出小城镇化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途径，并运用西方聚集经济理论，从生产要素流动和制度保证两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小城镇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原因。邹兵(2001)指出1980年代以来我国所走的以小城镇为主的分散型城市化道路是与我国渐近式的制度变迁进程相适应的，是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后，迫切需要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利益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者与希望维持社会稳定的城市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赵燕菁(2001)则指出小城镇发展是城乡经济要素不能一体化和资本短缺条件下形成的次优选择，要通过城乡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推动我国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姜长云，等(2003)则指出长期以来靠农村工业化推动的小城镇分散布局所形成的大量投资和基础设施，因为资产的专用性和流动的困难，容易成为妨碍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优化布局的重要障碍，并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我国的城镇化道路产生影响。 上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和制度变迁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缺乏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机制如何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分析。而在有关中国经济转轨的研究中，民营企业是最引人注目的主题之一，而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孙早、鲁政委，2003）。民营企业不仅是推动我国经济转轨的支撑力量，而且其发展过程中自发产生的空间聚集的行为构成了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力量。陈光金(2003)指出块状经济是民营经济在其本身发展基础上出现的一种集聚经济，而块状经济的形成将造成人口的大规模集中，从而为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创造了重要的基础。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制度变迁，而且也是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来源。 2 民营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内在机制 2.1 理论背景 建国以后，在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国家选择了重工业化超前发展的战略，并实施了十分严格的城乡二元分割的计划体制（叶裕民，2001）。这一战略一方面促进了我国重工业体系的快速建立，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农业生产率低，城市工业粗放型发展和城镇建设严重滞后的结果。民营经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计划体制管理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逐渐兴起的。其初始的动机是大量的农村经济主体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和获取非农产业的比较利益，缓解日益严重的农村剩余人口带来的生存压力。这种来自民间的自发力量成为推动我国体制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支撑力量，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这也是我国小城镇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
图1 民营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内在机制 2.2 机制的逻辑框架 民营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可归为三类：技术、制度和资金因素，这三类因素分别对经济要素的空间聚集和城镇公共品供给两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城镇化的发展（图1）。 (1)技术因素：微观经济主体通过在空间的集聚，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产业分工和产业链的延伸，提高地区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外部性收益，如：单个企业的内在规模经济(internal scale economies)、同类产业的地区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不同产业间的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地方性知识外溢(localized information spillovers)等；此外，经济主体还可以共享非排他性的公共投入品（如专家技能、公众通讯和交通网络等）从而降低其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因此，自利决策的民营经济主体会自发地产生空间聚集的需求以获取其带来的正外部性和地区比较优势，而空间的集聚同时也可使各经济主体共享城市公共基础设施(urban public infrastructure)的便利(Eberts & Mcmillen,1999)。同时，经济主体的空间聚集带来的负外部性（如拥挤、污染、犯罪等）一方面增加了经济主体进一步聚集的成本，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对城镇公共品（如道路、环保、治安等）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