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资本与华人家族企业的创业及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储小平,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南开管理评论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侧重于从社会关系资本的角度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创业与发展进行分析,认为华人家族企业主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本状况对其创业以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期刊代号:F22
分类名称:乡镇企业、民营经济
复印期号:2004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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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创业研究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有关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对有潜在价值的市场机会的敏感和识别、如何获取必需的创业资源以抓住机会创立新企业、融资风险管理、如何确立新企业的经营模式、如何开发和维持个体创造力与团队创造力等成为创业研究的主要课题。这些课题侧重于从创业者个人和创业企业本身进行探讨。本文根据笔者的实地调研和文献研究,侧重于从社会关系资本的角度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创业与发展做了分析,认为华人家族企业主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本状况对其创业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华人家族企业创业与发展的社会关系资本基础

      华人社会是一个特别重视并特别善于利用关系网络来达到各种目的的社会。对海外华人企业研究享有盛名的雷丁指出,关系网是理解海外华人社会与经济生活所必须注意的基本情况,中国人的家族企业通过复杂的外界网络扩大交易与势力,家族联盟通过广泛的亲属网抵消互不信任的问题。[1]个人关系网的建立是为了从三个方面取得便利:其一,取得信息,为此在一个行业中保持和各方面的接触是至关重要的;其二,稳定供应来源和市场;其三,巩固企业内部的某些关键性的关系。研究华侨史的世界著名学者王赓武在研究海外华人企业时曾指出,“他要是没有一定程度上的家族支持,或是不属于一个家族的,或者宛如家族经营网络,如结义兄弟按家族规矩进行活动,就无法展开生意。”有学者甚至将我国社会经济活动的特点概括为“关系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私营家族企业在体制松动的缝隙中顽强地生长起来。在相当长的时间,私营家族企业得不到正式制度的支撑,政治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对其存在与发展心存疑虑,对其经营行为和经营范围有很多的限定。经过20多年的发展,私营家族企业合法性日益增强,不断得到正式制度的认同,终于成为国民经济中三分天下占其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私营家族企业发展的历程中,社会关系资本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少学者对此做了非常有价值的探讨,其中以李路路、石秀印和戴建中的研究最为出色。他们通过大量的调研资料证明: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家行政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控制虽然在逐渐放松,但主导地位没有改变。由于私营家族企业在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自由流动资源的相对短缺,大量社会资源仍处于国家行政权力和国有单位的控制之下。因此,通过创业者已有的和后续不断编制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各种资源是私营家族企业创业和企业存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调查表明,在私营企业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和亲戚中,其职业为干部的是最大的群体。[2][3][4]那些积累起更多社会资本的私营企业家,会比其他企业家获得更多的企业经营所需要的资源。私营企业主的亲戚朋友的职业地位(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越好,其获得的贷款就越多。[2]戴建中的调查数据表明,私营企业在集资和向金融机构借贷时,有13%需要动用社会网络中的各级干部资源;在日常采购和销售、获取信息和技术、租赁或购买场地、保证水电供应等方面,65%需要社会网络成员中的各级干部的关照。“网络成员占据权力资源的层次高低,也决定着私营企业主所能取得的影响力的大小”。[3]石秀印直接提出了“企业家成功的社会网络基础论”,他重点考察了企业家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与作用,认为社会关系媒介可分为血缘的、姻缘的、地缘的和事缘的。[5]他的主要假设是:那些与资源拥有者具有更亲密的私人社会关系的人,更可能成为私有企业家。他通过大量的实证资料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存活与成长起来的私有企业家与拥有企业所需资源的单位的关键人物(干部)具有密切的私人关系,或与拥有物质、技术、信息、管理、经营等资源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户手艺人、个体户等具有密切的私人关系。

      上述研究表明,在华人家族企业的创业与发展过程中,社会关系资本起着极为重要的资源集聚功能。但是,上述研究对以下问题的探讨仍不够深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全面推进,社会关系网络对私营家族企业创业与发展的资源集聚功能是否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从长期看,一个特别重视社会关系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创业与发展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三、社会关系资本的功能演变

      关于社会网络对经济活动影响的研究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取得重大进展、并极富有诱惑力的学术领域。博兰尼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内是极其重要的,对经济的结构和运行而言,宗教和政府可能象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

      格拉诺维特进一步发挥了博兰尼的“嵌入”概念,认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的社会网络。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的深入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6]社会网络资本就是指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的总和。这个资源的范围广泛、类型众多,如权利、地位、财富、金钱、学识、信息等等,通过社会网络,人们可以获得和利用这些资源,达到功利或非功利的目的。[7]

      当代中国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处在演变之中,其对企业创业与发展的资源集聚功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而言,创业与企业发展所需要吸纳和整合的资源主要有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笔者曾对私营企业吸纳社会人力资本,特别是吸纳经营管理人才问题做过较为详细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招聘机制和亲情熟识网产生机制在私营家族企业吸纳社会人力资本的过程中同时发挥作用,但社会招聘机制渐渐增强。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招聘的方式产生经理比各种亲熟网推荐的比重要高一些。[8]

      那么,在私营家族企业创业与发展中,社会关系网对其融合金融资本的作用有何变化呢?在此,笔者对私营家族企业融资的渠道分为亲情熟识网(简称亲熟型)、正式金融制度(简称制度型)和企业内部积累(简称内源型)三种,并考察它们在融资功能方面的差异及其变化。

      20世纪80年代较为详细的有关私营企业的统计资料很难找到,即使有些调查报告,其主题也大都集中在有关意识形态问题上,比如私营企业中的“雇用关系”和“剥削现象”、私营企业主是否会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等内容上。1988年初,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对百家农村私营企业的调查报告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中有私营企业创办时资金来源问题的一个统计资料,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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