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企业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公司制现已成为最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之一。如果说，当初立足于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是不得已的惟一选择的话，那么，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推进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尤其是以产权明晰和责权清楚的民营经济依靠自身内在的活力成长壮大起来之后，我们仍将极为可贵的有限资源用于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扶持国有企业的发展上。实践证明，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实现经营机制的转换，国有经济的经济效率也没有明显的提高。拿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上市公司来说，虽然上市公司从社会各界聚集了相当可观的经济资源，但上市公司低质量的状况并未发生显著改变。可是，恰在我国证券市场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民营经济的发展却正面临着产业升级的严峻挑战，如果当时我们能顺势利用证券市场聚集资源的优势，解决了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断裂问题，恐怕我们现在不仅能有一批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而且上市公司结构也会得到优化，上市公司质量也能有明显的改善。 中国加入WTO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问题立刻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利用现有的宝贵资源迅速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成为政府当前所肩负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如果说过去我们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中曾没能按效率标准去优化资源配置，其结果并没有使我们感受到来自于国外经济巨大的竞争冲击的话。今天，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短期内完成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任务的惟一途径就只有优化经济结构，尽力利用可能的扶持政策和经济手段将那些既无制度性障碍又有潜力和发展前景的企业做大做强。 上市公司状况是我国企业的一个缩影，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上去考察企业是否存在着制度性障碍是我们优化结构的前提，从上市公司规模经济方面去寻找潜力企业是我们实现研究目标的途径。 二、股权分散化与规模经济的权衡 企业组织形式依次经历了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的演进过程，公司制现已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组织形式的主体，公司制的主要特征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将企业两权分离的理由可以归结为如下五个方面：(1)职业管理者可能拥有管理企业的较高能力；(2)为了获得企业规模方面的效率，许多家庭可能需要进行合作；(3)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所有者希望通过投资多个企业来分散风险，若没有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这种投资分散化很难实现；(4)降低收集信息的成本；(5)“学习曲线”或“关注(going concern)”效应：当所有者也是管理者时，为了有效的管理，新的所有者必须从旧的所有者那里了解企业的情况。如果所有者不是管理人，当企业出售时，经理们会继续留任并为新的业主工作（兹维·博迪，罗伯特·C·莫顿：2000）。也许正是公司制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具有上述诸多优点，方才使其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在微观经济运行中处于主导地位。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也导致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恐怕就是管理人的“道德风险”。按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话说就是，任何人都存在机会主义动机，两权分离使管理人的机会主义动机的实现成为可能，具体反映在企业运行中管理人会尽可能通过增加在职消费来增进自身的效用，这在多数情况下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股东们的利益。实际上，两权分离后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或“在职消费”问题在200多年前己被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观察到，他说：“作为他人钱财的管理人而不是自己钱财的管理人，公司的经理不会像私有企业的业主那样用同样的精力来管理企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道德风险）。就像富人的侍从，他们倾向于考虑小事情，而不是为了他们主子的荣誉行事，也很容易给自己分一份东西（即为管理人的在职消费）。因此，疏忽和挥霍多多少少会存在于这种公司的管理之中的。” 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过程是一个自然选择过程，它遵循效率原则，符合竞争力规律（优胜劣汰），企业组织形式的转换是在实践中完成的，这就充分表明，虽然两权分离会带来企业经营中的一些问题，但从企业组织形式的现实演进过程推断，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好处一定大于他的害处。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这种股份公司往往表现出国有股权所占较大比重，通常情况下，国有股权处于控股地位。当国有股权处于控股地位时，管理者的选择就必然遵循的是行政程序，而不是市场原则。只要国有股权处于控股地位，政府实际上就完全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在一个本来就不存在竞争的经理人市场环境中，管理人选择的非市场原则就无法保证职业管理者拥有管理企业的较高能力；公司治理结构混乱和收购兼并的行政性运作程序不仅使管理者不关心信息的收集，当然更谈不上降低信息收集成本，而且关注效应的发挥明显受到抑制。因此，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可能带来的好处最多仅表现在规模经济与所有者的风险分散上。然而，在实现规模经济与风险分散利益的同时必须以承担道德风险为代价，孰重孰轻只能靠数据说话。本文随后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正是出于这一目的。 三、变量的选择 众所周知，规模经济是微观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客观现象，这种客观现象对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些行业中的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明显，如汽车制造业、钢铁行业等；另一些行业则不那么明显，如餐饮、维修等行业。规模经济行业上的差异决定了我们的分析必须采取结构性分析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