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3)06-0017-09 一、导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乡镇企业的产权安排发生了重大变化，绝大部分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被转让给了私人。“模糊的”集体所有权安排曾经被认为是乡镇企业成功的关键。这是因为，在转型经济中，这种形式的所有权安排能有效地组织生产经营活动[1][2]。这种强调制度环境是决定所有权安排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思路，明显地影响到了对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从现有的有关乡镇企业改制研究的文献看，这些研究大多强调，是诸如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这种制度环境的变化，使得原来能有效地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模糊的”集体所有权安排无法继续发挥其功能。虽然有关解释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权安排初期的高绩效及后来的变革的研究，都试图从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中找到决定性因素，但是，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能解释乡镇企业为什么会成功的理论，往往不能解释后来发生的乡镇企业改制这一现象。 事实上，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改制就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要想成功地解释这一过程，不但要关注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所起的作用，而且要意识到企业内部的技术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对本文中的“技术因素”应作较为宽泛的理解。在本文中它被用来指称企业内部的非制度性因素）在改制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3]，而影响参与改制的行为主体的“预期的净收益”和“预期的成本”的因素，不仅有行为主体所面对的制度环境，而且还有行为主体所掌握的技术。现有关于乡镇企业改制研究的文献基本上都是从制度环境的变化这一角度去理解改制这一历史进程的，为了更加完整地阐述乡镇企业改制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本文试图抓住影响改制的成本和收益的企业内部的技术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参与改制的主要行为主体进行成本—收益这一分析方法讨论技术因素对乡镇企业改制的影响。 二、基本思想及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根据标准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制度变迁能够发生的原因是：从事制度创新的经济行为主体判断，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确立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边际收益要大于确立这一制度安排所需付出的边际成本。一般认为，是经济行为主体所面对的制度环境——“给定的约束条件”，和行为主体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共同决定了经济主体在特定的时点进行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这样就很容易发现，一方面，“给定的约束条件”的变化，即经济行为主体所面对的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对掌握着一定的生产技术的制度创新者进行制度创新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不变时，行为主体所掌握的技术的变化，也会对其进行制度创新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产生重要影响。（注：在转型经济中，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随着时间推移，制度环境会不断发生变化。但就行为主体在特定时点所进行的制度创新而言，技术因素起着重要作用。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假设“制度环境不变”来考察技术因素对制度安排的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在本文中，制度环境的变化对改制的影响是通过生产函数形式的改变来体现的。）从这一角度去看乡镇企业改制，就会发现，影响改制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要素不仅有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还有企业内部的技术因素。具体地，就乡镇企业改制这一过程而言，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的变化体现在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政府支持力度的减弱、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目标的改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经理市场发育程度的完善等方面。已有研究表明，这些制度环境的变化对乡镇企业改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企业内部的技术因素的变化则体现在资本产出弹性的提高、技术的进步及企业家才能对产出的贡献的增加等方面。企业内部的这些技术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到行为主体在特定时点进行制度创新的边际成本和收益。比如，资本产出弹性的提高意味着，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资本的重要性在增加。根据经典的产权理论，此时，资本提供者应当分享更多的剩余控制权。这种剩余控制权分享安排的变化，在现实中的表现形态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改制。技术的进步以及企业家才能对产出的贡献的增加，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研究还没有关注到这一方面。对此，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三和第四部分给出形式化的分析。 如前所述，现有的相关文献一般都强调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对乡镇企业改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地，由于在改制的实践中，地方政府的目标取向及其行为会对改制产生重大影响。（注：应当要明确，尽管在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地方政府是主要参与人之一，但是，地方政府目标的改变实际上是制度环境变化的一种方式。）因此，许多研究都将地方政府的目标和行为置于重要地位。例如，姚洋和支兆华认为，由于产权不明晰和政府寻租导致了企业家努力水平的低下，而企业家努力水平的低下最终使得乡镇企业陷入经营管理困境。通常认为，只要产权明晰了，企业家的激励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但是，在转型经济中，可能存在的地方政府的事后寻租会使得产权的明晰并不必然地导致企业家努力水平的提高。因此，在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所有权从地方政府向私人转移的同时，是否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也就意味着政府不会事后寻租这一承诺是否可信。在他们的分析中，是政府的承诺这一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改制是否会取得成功[4]。支兆华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政府支持的“含金量”下降导致了乡镇企业的改制。这是因为，制度环境的变化使得政府支持对集体企业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导致政府从集体企业中所获得的收益会不断地下降。另一方面，政府又可以通过投入一定的资源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从而获得一定的税收。如果私营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政府将一定资源用于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后，所获得的收益要高于支持集体经济发展所获得的收益；此时，政府就会推动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进行改制[5]。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的变化在他的分析中处于核心地位。李宏斌(Li Hongbin)的研究是对有关乡镇企业改制问题分析的一个很大的发展。他在论文中深入讨论了地方政府官员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的原因及时机。他的分析强调，是银行的流动性及目标这种外部环境对改制产生了重要影响[6]。强调外部环境会对乡镇企业改制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在田国强的分析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注：尽管田国强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说明转型经济中最优所有权安排是如何决定的。但是，我们认为，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可以被理解成从集体所有权安排向私人所有权安排转变的一个特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将田国强这项研究视为有关乡镇企业改制问题研究的重要文献。）在他的分析中，是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以及给定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条件下内部管理能力与外部管理能力的相对效率决定了最优所有权安排（及其转变）[7]。这些突出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对改制的影响的研究抓住了转型经济中制度环境变化这一重要特征，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已经发生的制度环境的变化影响经济行为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预期的净收益”和“预期的成本”的具体的作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