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研讨会上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大理论成果，内涵丰富，专家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但本文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解决的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何以可能的问题，应该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政治合法性蕴涵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角度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消除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盲点。需要指出的是，“三个代表”是一个知识体系，出于论述需要，本文论述的“三个代表”的涵盖范围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准。 一、全新的时代背景——政治合法性问题及其缘起 对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解答，是“三个代表”的聚焦所在。政治合法性问题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这样说，“一个政体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需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够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愿望”。（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8页。）近代学者马克斯·韦伯指出，没有一种统治“仅仅以价值合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39页。）李普塞特则指出，“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有政治制度的社会的最适宜之制度的能力”。（注：（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大学者哈贝马斯则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注：（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可见，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回答的是政府的统治或者治理的合法性问题。 我国在建国以来，一直不存在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武装斗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根本的合法性基础，除此之外，在长期武装斗争中产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的巨大的组织资源，都加重了这种合法性。在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领导期间，我国一方面通过宣传社会主义的美好和对社会主义现有制度的赞扬，在意识形态上达到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实际建设成果，证明了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在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执政期间，政治合法性危机仍不存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仍然有牢固的合法性基础。 但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也受到一定的挑战。首先，政治腐败构成了对政治合法性的最大威胁，当前我国的政治腐败在一定地区呈现出范围广、层次高、集团化等特征。政治腐败使干群关系脱离、疏远甚至对立，党员的道德力量丧失，严重威胁我国政权体系的合法性基础。近几年来，我国的党员数量有很大提高，截止到2002年底，党员数量已经达到6694万余名（注：董宏君，《全国党员总数已达到6694.1万名》，《人民日报》，2003年7月1日头版。），但是党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其次，我国原有的依靠意识形态的方法的作用有所削弱，意识形态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将世俗的目标化为神圣的信仰，同时在追随者中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义务感。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渐渐发育，个人利益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原有的依靠意识形态产生的作用有所削弱。再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有了更多的自由，政府所能掌握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逐渐向社会流散，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基础也遭到了削弱。最后，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分化也构成了对政治合法性的威胁。转型时期，工人、农民相对以前来说，在社会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被剥离的政治离心心理，而新兴社会阶层的力量日益壮大，提出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要求，而政治参与意识的膨胀与参与渠道的有限之间的矛盾却客观存在，这样，造成了参与冷漠与参与膨胀并存的现象。此外，中国政府的绩效性的合法性也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纷纷丧失了执政地位，也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思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前瞻性地应答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何以可能的问题，回应了潜在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挑战。 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绩效性尺度 在政治合法性的所有基础中，绩效性的合法性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才能拥护现有政权，这是最为浅显的道理。在现代的政党政治的选举中，候选人往往都要谈自己设想的经济方面的施政纲领，以赢得选民的支持，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问题。另外，苏联解体、苏东剧变，与经济建设的迟缓与落后不无关系；而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执政一直有着牢固的群众基础，这可以直接归功于我国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表明，一定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