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美学笔谈

——“颓废”的美:城市的另一面

作 者:
薛雯 

作者简介:
薛雯 上海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博士,上海 200093

原文出处: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城市经济、文化也随之崛起,以城市人的审美经验为研究对象,建立城市美学,是美学研究的新任务与新方向。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应当由对乡村的审美经验把握转向对城市的审美经验的总结,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美学的现代性。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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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闲适的审美状态,属于乡村,那么,颓废的审美状态,则属于城市。但人们对“颓废”存在着极大的误解。《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定义的:“意志消沉,精神萎靡。”流行于苏联与中国文论与批评中的“颓废”往往是以“颓废主义”来称谓的,指这样一批艺术现象,被认作是“指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反动艺术的一般状态。这种艺术的各个不同流派——从象征主义和立体主义到现代的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也可以用‘颓废主义’这个概念统一起来。颓废主义的明显特征:有意识地拒绝现实主义,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悲观主义,对社会生活漠不关心,满怀着反人道的和反民主的情绪。俄国颓废派诗人巴尔蒙特清楚地表明了颓废主义艺术的个人主义理想:‘我仇恨人类,我要赶快从它那儿跑开。我的唯一的祖国,就是我那冷落的灵魂。’‘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是颓废主义的美学基础。这种理论专为形式主义的艺术实践找论据、作辩护。颓废主义作为没落的文学流派,首先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诗人维尔朗、马拉默、朗波等等)和90年代的俄国(吉皮乌斯、麦烈什科夫斯基、索洛古柏、巴尔蒙特等等)。后来,它也席卷了艺术文化的其他领域戏剧、音乐、电影、建筑、造型艺术。”[1](P29-30)

      颓废(decadence)在欧洲是如何定义的呢?权威的《牛津文学术语词典》是这样说的:“在19世纪之前出现于文学作品中的一种低俗文学品质或放纵的道德标准的腐朽状态。尽管这个术语在仅次于道德腐败范围内还有不同的解释,但一些作家还是在19世纪晚期接受了这种描写方式,虽然这暗示了罗马帝国的堕落与他们的王国之间有着某种骇人听闻的类似。颓废主义运动与美学教条紧密相关,这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的戈蒂耶和爱伦·坡的作品中,但更重要的是波德莱尔的有影响力的《恶之花》(1857)的出版,在19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使颓废主义运动达到了顶峰阶段。颓废的基本原则由19世纪60年代的戈蒂耶和波德莱尔详细阐明,即主张完全地反对自然。于是由毒品、化妆品及宗教典礼所培养出来的人就有反自然的性行为,甚至在一切领域中都保持中性与反自然状态。”[2](P5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家马尔库塞曾说过:“正如‘颓废派’这个字眼更经常地被用来抨击垂死文化的真正进步的特性甚于真正腐败的因素。”[3](P539)这证明了即使在欧洲,虽然人们接受了颓废的创作现象,但颓废仍然是一个带有鲜明的贬斥之意的概念,与颓废联系在一起,并非是一件光彩的事。

      由此看来,无论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还是在美学、文学领域中,颓废都被看作是一种反道德、反自然、反社会、反人道的态度与行为,应给予批判。但生活在工业社会特别是后工业文明中的人们,对个体生活的自由有着更高的要求,时常会产生疑问:“可以有不那么崇高的理想让我实现吗?”“可以让我的灵魂不升华吗?”“可以有一种我一个人玩的游戏吗?”“可以让我来主宰这个游戏的世界吗?”诸如此类的问题,让现代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现成答案,即使先哲们提供过他们的设想,现代人也未必相信。于是他们追求狂欢,宣泄心灵的劳累;在精神上寻不到崇高的路径,又不愿世俗,只能在颓废中倘佯;在灵魂上追求荒诞、虚无,没有所谓的信仰压抑,但存在作为个体的现实状态,却时时在醉。人生之醉,岂无审美之价值?

      因此,我要为颓废一辩。颓废其实是一种极致的艺术化的精神状态,以艺术化的个性活动方式对抗社会并进行超越,超越现实社会的矛盾但并不求升华。它执行“自我原则”,而不是“现实原则”。当“自我原则”取代了“现实原则”,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自我也就替代了社会,自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与之前的精英文化试图通过崇高原则来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升华的目的不同,颓废只是用非升华的方式来解除来自社会的压抑,用艺术化的创造方式来实现人生之醉。

      崇高原则源于精英文化对社会改造的关注,现实原则基于利益驱动而将目光投向了现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崇高原则与现实原则在关心现实社会这一点上,有着同谋的嫌疑。崇高原则与现实原则缺乏对于人的发展多样性与个体自主性的肯定,自我原则于是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来作为某种独立的力量而存在了。在崇高原则与现实原则的联袂主演的这场戏中,伦理有时就扮演成崇高原则的帐房先生,试图用理性化的“财会”知识来计算与统治审美空间,从而使得审美空间变得十分狭小;又扮演着现实原则的姨太太角色,始终将现实的利益关系放在首位,难以顾及审美的充盈。现实若是这么发展,突破就难以产生。以自我原则为基础的颓废的出场,则故意破坏已有的秩序,并昭告天下,唯我独尊,不买任何人的帐,突破也就产生了。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自我在审美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伦理、知识的重要性,原因很简单,审美只关注自我的感觉,而且摆脱了来自道德与认知的压抑,当然能够听到艺术的天籁之音。崇高原则与现实原则企图消解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与对立,让自我原则在无矛盾的消解中无立锥之地;而自我原则却在既不追随升华到崇高,也不希望堕落到现实状态中的世俗层面,固守一己的立场,从审美中挖掘自我的快乐,从现世的矛盾中提炼自我的悠然,从精英的沮丧中咀嚼与回味自我的独立与悲怆。颓废就是这么一个不愿人仕途的贾宝玉,就是这么一个不肯回仙境的通灵宝玉。颓废既不肯屈从,也不肯媚俗,更不愿意高蹈升华成佛成仙。它是市井里的高人,吃着日常的饭菜,但说着不同的语言;它是城市中的隐士,说着流行的话语,但思着异样的境界;它是认知空间中的“破落户”,讲不来思辨中的玄机,只会将知识作为自己的玩伴,偶尔认真地对待一回;它是道德空间中的潜在叛逆,谁都能证明它的游离,但无法根据什么条文去治它的罪,然而谁都明白它才活得精彩,活得自在!颓废是城市文明中最亮丽的风景之一,至少在城市文明的精神领域中,撤去它,城市文明就会暗淡下来。请想象一下,把爱伦·坡、波德莱尔、王尔德从西方的现代文学中划掉,把郁达夫、李金发、刘纳欧、穆时英从中国的现代文学划掉,我们的现代文学难道不会因此而变得十分寒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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