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城市的关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大众文化被理解成为大众而生产的文化，还是大众自己生产的文化，都离不开大众，而大众则是城市的产物。城市从直观的意义上是人口的聚集，一个城市总是比一个村庄的人口多。人口聚集的原因则在于生产方式的变化。工商业生产中人的投入远远大于农牧业生产中人的投入，因此带来了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的感知方式的变化。一个农村人进入城市不会马上变成大众，只有当他适应了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训练出了城市人的感知方式之后，他才变成城市人，变成城市大众中的一员。而这种改变则是在参与到工商业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完成的。 大众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同一模式的原子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大众成员都是自由独立的。他们摆脱了土地，也摆脱了宗法关系、血缘关系的束缚，自由到恩格斯所说“不近人情的孤僻”的地步，“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1](P304)但这个冷漠的外表却又像是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毫不相干只是表面现象，他们都从属于一张看不见的网。他们有着相似的生活模式，相似的兴趣爱好，相似的价值观念，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流水线上的节奏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节奏。它在大街和大众中得到应和”。[2](P19)因此，大众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同一性或相似性关系。他们是“平均的人”，他们以数量庞大为特征。庞大的数量，相似的趣味，使大众成为一只胃口大得惊人的“怪兽”。谁能调起它的胃口，就意味着谁获得了成功。 生活节奏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节奏一致的大众，其感知方式也与生活于田园之中的农人不同。农人的生活节奏顺应自然天时，其感知方式也是自然的，从自然物象之中感悟超越的真意；城市大众的生活节奏应和着机器的节奏，人的全部身心被吸纳到一个人为的过程中，大众的感知方式就以自我的身体体验为基础，在参与的过程之中感知对象，而不顾对象之外的超越真意。 大众文化正是在这种感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指责它的商业性毫无意义，因为商业性只是它作为城市活动的必然表现，大众之间的基本纽带就是经济关系，看不见的手操纵大众文化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只手也在操纵着其他一切城市活动。关键问题是大众文化是否提供了大众所需要的东西，是否满足了大众的需要。 实际上，无论指责大众文化是社会水泥、精神鸦片，还是赞扬大众文化是抵制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壕沟，都承认了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对身体经验的依赖。指责大众文化的人认为大众文化让大众在轻松的娱乐中麻痹了斗志，他们再也不会思考了。他们安于现状，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而不自知，甚至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帮凶。这种轻松的娱乐就是身体经验。它是当下的即时的享乐，大众就是在这种享乐中玩物丧志的。宣称大众文化具有抵制功能的人也承认，大众恰恰是在沉迷于那些大众文化提供的幻想中时，规避了意识形态宰制。大众的醉生梦死就像是庄生梦蝶一样，可以物我两忘，致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灌输失效。 本雅明说：“现代大众具有着要使物在空间上和人性上更易‘接近’的强烈愿望”。[3](P56)这种接近，正是为了获得现时的身体感受。现代大众在大工业生产的节奏中彻底改变了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自然生活规律，工作中的紧张使他们损耗的精力难以用工作之后片刻的宁静来补偿，反而要在喧嚣的刺激引起的亢奋中恢复。大众文化所提供的就是可以“接近”的刺激。流行歌曲每个人都可以唱，而且可以在卡拉OK中表演，电视已进入家庭，节目也与生活越来越近，时装、体育、旅游等等属于大众文化的活动，每一个都那么触手可及，以至于这些活动就是大众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接近这些对象，占有这些对象，消费这些对象，在获得短暂的满足之后抛弃这些对象。这就是现代大众的文化生活。 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为大众接近对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照相和印刷技术颠覆了艺术作品原真性的神话，随着独一无二的原作的韵味在复制品中的消失，大众通过复制品与艺术的距离被拉近了。当人们不再膜拜原作，甚至无法辨认原作的时候，艺术与现实生活的界限也就模糊了。这正是大众文化的特点，大众文化就是凭借传媒的力量融入大众生活的。 另一方面，现代传媒也是一种产业，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它千方百计投大众所好，设计出大众易于接受的产品，它也乐于让自己的产品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让大众在不设防的感性生活领域，接受诱惑，并在大众文化的幻想世界中愈陷愈深，直到完全消融于其中。大众传媒乐于看到这样的结果，也更善于抓住这样的机会。在任何时候，只要大众需要，传媒都会适时地为他们提供足以刺激他们感官的产品，甚至培养起他们对大众文化产品的依赖性。舍此，以传媒为基础的大众文化产业又如何运转起来？ 大众群体自身的特点也为大众文化的这种感性特征推波助澜。大众作为模式同一的原子集合相互之间的感染性极强，任何独具个性的大众成员从理论上说都有两条出路，要么消融于大众之中，被大众同化；要么获得一种超强的能量（比如被传媒报道，成为众人注目的对象）而去改变大众。但后一种情况在实际生活中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很小，大众成员消融于大众群体中的可能性却很大。大众是易于激动的一群人，他们聚集于一处时，现场的气氛会使他们做出独自一人时想都不敢想的举动。大众文化恰恰是在这种气氛中被分享的。亢奋的狂欢之后，曲终人散，他们还记得自己干了些什么吗？ 这种感受是审美感受吗？这直接关系到能否将大众文化归入审美文化。这要看如何理解审美。1750年出版的德国人鲍姆嘉通的《美学》是研究感性问题的。审美以感性为基础是一个美学常识。然而美学研究中理性主义却一直占主导地位，美学家们总是希望将美学引向超越感性的领域之中，这使得本来是在中世纪神学知识体系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研究感性问题的美学反而压制感性活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伊格尔顿明确指出：“审美关注的是人类最粗俗的，最可触知的方面，而后笛卡尔哲学(post-Cartesian)却莫名其妙地在某种关注失误的过程中，不知怎的忽视了这一点。因此，审美是朴素唯物主义的首次激动——这种激动是肉体对理论专制的长期而无言的反叛的结果。”[4](P1)那些属于传统哲学研究对象之外的感性生活是美学的对象，美学研究中就应该包含有“外部世界如何刺激肉体感官表层”这个部分。大众文化属于这个部分，因此说大众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就是合理的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