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追问——二十世纪美学的三个问题 二十世纪的美学，为学人们留下了三个思考的问题：一是美学学科如何建立的问题；二是美学的民族化问题；三是美学如何与现实对接的问题。应该说，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在二十世纪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引人注目。围绕第一个问题，美学界同仁在美学的研究对象、美的本质、美的形态等方面努力寻求一种完整的、合乎逻辑要求的体系。这种努力是有益的，它澄清了美学领域中的逻辑混乱现象，在某些程度上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这种努力又使我们陷入另一种理论困境。这种寻求体系的做法又使美学越来越脱离了现实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经院学说。学者在争论某些概论、范畴时往往难以注入理论的活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超越美学”对“实践美学”理论上的“超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超越美学”认为：实践作为美与审美的逻辑起点并以此来建构实践美学体系的作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只注重了美与审美对实践的现实依赖性而忽视了美与审美的自身本质特征以及它们与实践的内在区别。实践本身的群体性、物质性、现实性和理性的特征，导致了在审美活动中过分强调审美的群体性、物质性、现实性和理性，相对忽视了或否认了审美中的个体性、精神性、感性以及理想性的存在。所以，实践并不是美学本体论的真正逻辑起点，而只是一个浅层意义上的从属范畴。应该说，“超越美学”的理论论争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击中了“实践美学”理论缺乏现实活力的要害，但它也想在新的逻辑起点下建立新的美学体系的做法同样是无益的（笔者并不反对建立理论体系，反对的是在研究对象、范畴、逻辑起点等因素还不完全确定情况下匆忙建立理论体系的做法）。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第一个问题的派生物。美学体系建立的客观根据是西方美学实践还是中国民族特色，是美学学科如何建立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中国现代美学脱胎于中国传统美学，而又依附于西方近代美学。大致说来二十世纪中国美学学科的建立经过了一个由向西方学习到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再到借鉴西方美学观点试图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美学学科的过程。换言之，二十世纪中国美学学科的建立是借助西方思维方式与话语建立美学学科。即便是中国美学史也是借助于西方思维方式，用西方语言加以解读，而缺乏用中国语言与思维方式著述的美学著作（虽然这也有象钱钟书先生《管锥篇》、宗白华先生的《艺境》等用中国语言与思维方式写出的美学著作。但整个二十世纪这样的美学著作太少太少了）。宗白华先生在写《美学的散步》时深有感触地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小的哲学家——庄子，他好像整天在山野里散步……”这标明宗白华先生意在通过“散步”这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进入审美的玄妙境界。理论界关于“失语症”的说法尽管有些严重，但却也真实地说明了中国美学建立中的民族化问题。特别是随着中西比较美学的兴起，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中西美学由于不同的思维方式、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等因素而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用西方话语加逻辑建立起的美学学科，是永远无法走出书斋，走入现实，让国人真正从心理上加以接受的。于是乎，民族化问题成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对恢复与继承中国古典美学的优秀传统是大有裨益的。但个别学者情绪上的激动，立论角度的差异而使美学的民族化趋于民族孤立化，是与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是相违的。与第二个问题紧密相联的第三个问题，即美学如何与现实对接的问题。从理论上体现这一世纪问题的就是审美文化的提出与勃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学界兴起的审美文化研究，首先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以及关注焦点上与正统美学理论产生了严重分歧。由于正统美学越来越脱离现实，多从美的本质、美的特征、美的形态、美的内在心理机制等论证出发而陷入抽象理论的怪圈。这必然造成一方面美学自身画地为牢，阻止美学向现实靠近，与此相联系美学外围的各种非美学理论与观点却又以美学的名义损害了美学的学理性；另一方面则是日常生活的日益审美化，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诱使审美文化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大胆的理论尝试不能不说是一种挽救美学出困境的一种有勇气的创造。但是，这种在大众文化日益物化的挤压下而趋于平面化、世俗化、技术化，却又决定了以审美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美学研究也无法使美学走出困境。 总之，二十世纪美学理论中三个问题不仅是对中国美学的历史性总结，同时也是推动美学自醒，走出困境，走向辉煌的新理论起点。 二、生态美学——一种新的理论尝试 何为生态美学，就其特征而言，它就是“生态学与美学的一种有机的结合，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美学，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注：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生态美学是20世纪末，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取得长足发展，并逐步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后而形成的。在西方，生态美学以生态批评的形式引起西方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在我国，生态美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就生态美学形成的现实可能性，它的学理上的合法性等问题，组织过多次学术研讨会。主要研究成果如鲁枢元先生的《生态文艺学》、徐醇先生的《生态美学》、曾繁仁先生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等。应该说，西方有关生态美学的研究多从现实领域，从实践中揭示生态美学存在的可能性、现实性；而我国则多从理论方面对生态美学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以证明生态美学在新世纪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生态美学提出，对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界的三个理论难题的解决有重要的意义。作为对第一个理论问题的回答，生态美学突破了单纯从认识论角度或主体性角度，依靠逻辑思维建立美学体系的设想。前面讲到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学习西方运动，摧生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西方化。他们以西方的观点，思维方式建立起的美学体系，实际是以认识论为理论基础的认识论美学体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与发展，人道主义理论的提出，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进一步现实化，主体论实践美学取代了认识论美学。主体论实践美学提出：“关于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不可分割，离开人很难谈什么美。我仍然认为不能仅仅从精神、心理或物的自然属性来找美的根源，而要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从‘自然的人化’中探索美的本质和根源”“在我看来，自然的人化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美学上（实际上也不只是美学上）的一种具体的表达或落实。就是说，美的本质、根源来于实践，因此才使得一些客观事物的性能、形式具有审美性质，而最终成为审美对象，这就是主体论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观”。（注：李泽厚：《美学四讲》，第63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实践美学”在批判地继承认识论美学，为美学进一步趋于完善做出重要贡献。但也应看到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理解仅限于认识论领域（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并以此来说明人的思维的至上性），所以“实践美学”在批判认识论美学中，只不过是用一种相对完善的美学理论批判了另一种美学理论，而没有超出认识论美学，只是内部的学术论争而已。实际上在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经典作家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用实践一元论彻底取代了主客两分的作法。用社会实践将人类社会与客观世界现实地联系起来。说明了哲学不仅在于说明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但如何改造，改造什么，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实践的认识上的失误，多把改造世界理解为人类通过实践作用于客观世界，并使客观世界为人服务。这就是认识论美学和实践论美学存在的最大缺憾。关于生态美学从其哲学基础而言，我们认为它有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从存在论的角度说，人与自然是一种一体性的关系存在，它是人为自然而存在与自然为人而存在的统一，人与自然只能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一种美的关系。从主客体关系角度说，它不单是一种认识被认识，改造被改造的关系，而是一种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共在关系，因而其主客体关系的模式，也就不再以往的单向度的主体——客体的模式。而是主体（人）——客体（自然）——主体（人）的复合型关系模式，这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共在关系，是审美存在论在主客体关系上的具体展现方式。因而它既超越了认识论美学和实践论美学，又有其对认识论美学和实践论美学合理性的保留。这就如同思格斯在论述人与自然关系时特别指出的：“我们必然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生态美学正体现了这一理论观点。它使美学走出书斋，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前提下，寻求一种新的美的价值体系。从这种意义上讲，生态美学是对实践论美学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