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飞速发展引起了人们对科学与审美关系问题的各种反思：一方面有人认为科学追求和谐、追求多样性的统一，如平衡、对称、比例、节奏等等，这就足以表明科学活动本身就是审美，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又有人认为科学一味追求普遍性，忽视个体性；一味依赖抽象，忽视具体；一味讲究物质效用，忽视人的精神趣味等等，于是得出结论：科学与审美是两股道上的车，绝对对立，无路可通。我以为这两种观点都各有片面性。 欣赏自然美是由科学通向审美的起点 科学的发展的确拓展了人们的审美视野，例如宇航事业的发展使人们看到了宏观世界的太空之美，电子显微镜展示了微观世界的美，于是有的人由此而概括地提出了“科学美”的概念，其内涵虽不明确，但大体上是指匀称、比例、平衡，包括色彩和音调的适当调配等等。强调科学发展使人更广阔地看到这类自然之美的人往往以此作为科学活动本身即是审美活动的明证。 什么叫做自然美？自然离开了人，无所谓美，我们不能认为自然本身有美。自然美主要是指线条的匀称，颜色、声调的调配，各种比例的平衡、恰当等等，简单一句话，是指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结合、统一，或简称和谐。可是多样性的统一或和谐这种美的特点离不开人的知觉、感觉，离开了人就无所谓匀称不匀称、平衡不平衡，就谈不上美不美。王阳明说，山间花在没有人看它时，寂然无意义，只是当人看山间花时，花的颜色才一时明白起来。这个例子最能说明自然离开了人是无意义的，也就是说，是谈不上美的。（注：参阅拙著《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4、122页。）康德认为，自然美表面上看似乎与人无关，不像艺术美那样是人的创造物，但实际上自然美和艺术美一样也有“合目的性的形式”，只不过自然美中“合目的性的形式”是对一种多样性的统一的欣赏或者说对和谐的欣赏，而艺术美所具有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则具有更高的、更丰富的“合目的性”。但无论如何，对多样性统一或和谐的欣赏也是不能与人相分离的。所以康德说：“自然只有当它好像是艺术时才是美的。”（注：康德：《判断力批判》第45节。参阅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51、363、137页。）歌德是既精通文学艺术又精通自然科学的思想家，他在谈到自然与艺术的关系时也认为，“我们不认识任何世界，除非它对人有关系”（注：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8页。）。如果说康德对自然美究竟在自然物本身还是在其与人的融合中这个问题有时不免模糊和自相矛盾，那么，黑格尔就说得更加明确。黑格尔说：“自然美只是为其它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注：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0页。）康德、歌德与黑格尔的这些说法虽各有各自的理论背景和论证，本文不能细说，但他们都认为自然离开了人就无所谓美，这个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中国清代的诗论家叶燮说：“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注：叶燮：《已畦文集》卷六《滋园记》。）“人之神明才慧”就是指人的审美意识，凡物皆必待人之审美意识而“见”美。叶燮没有像康德、黑格尔那样作出很详细的论证，但其基本观点与康德、黑格尔一样都是主张自然之美不能离开人的参与，用我在《哲学导论》所强调的语言来说就是，美的“在世结构”是“人与世界的融合为一”。从自然美的这个特点（多样性的统一、和谐）不能离开人的鉴赏能力这一点来说，科学家看到了电子显微镜下和太空中的自然之美，并对这种美产生了特别的审美兴趣，这的确从一个角度显示了科学家的审美能力，显示了科学与审美的相通之处。科学家能对自然美有浓厚的审美趣味，这是很可贵、很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它是审美的一个起点。英国现代哲学家、美学家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在讲到康德关于自然美离不开人的参与和“具有合目的性的形式”时强调，能“欣赏有机的统一”是“审美洞察力”，而自然科学家最懂得自然的有机统一，因此最能欣赏自然美。他说：“我倒肯定认为，除植物学家外，没有人能真的感受到花朵的美。”他的意思就是说，植物学家最懂花朵的有机统一性，因此，花朵对于植物学家来说，是美的。（注：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51页。）鲍桑葵的话是否说得有些过分，我们可以质疑，但他的话的确表明了科学活动与审美之间有某种相通处或者说有某种接触点。至少，自然科学家（例如植物学家）的科学活动使他更深入地了解自然的多样性统一，这就为自然科学家欣赏自然美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条件，我们一般人就缺乏条件来欣赏显微镜下的自然美。当然，科学家在从事科研活动时所兴发的审美意识同他的科研活动本身是有区别的，当他正在兴发审美意识时，他实际上停止了科研活动；当他正在进行科研活动时，他也无暇顾及审美。 不过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美一方面与艺术美有联系，一方面又毕竟不同于艺术美，艺术美高于自然美；多样性的统一或和谐一方面是美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又毕竟不过是美的初步的、起码的条件。康德认为艺术可以把自然中本是丑的或不愉快的事物描写得很美，这就显示出艺术的优越性。（注：康德：《判断力批判》第48节。）黑格尔明确地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艺术美高于自然美。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注：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页。）我以为，艺术美之所以高于自然美，当然首要的是在于艺术美是人的精神的创造物（黑格尔）或者说是天才的创造物（康德），但是，我们还应该把这一根本观点作一点更具体的说明，那就是，自然美由于缺乏创造性而主要地只限于多样性的统一或和谐这种抽象形式的美。这种美的主要缺点是缺乏深层的、内在的意蕴。 在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历程中，古希腊人所注意的美主要是多样性的统一或和谐，所以古希腊艺术的特点也主要在于多样性的统一或和谐，古希腊关于美的理论也主要是和谐说。这种美学理论是和古希腊哲学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一和多、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相应的。古希腊人（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模仿说）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物和现实物的模仿，自然物的美既然主要是多样性的统一或和谐，因此，艺术作为对自然的模仿也主要地只能在于多样性的统一或和谐，这只是一种形式美和抽象美。 多样性的统一或和谐只是美的初步的、起码的条件。多样性统一的形式原则与美的意蕴相比，显得贫乏肤浅。所以在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古希腊美学思想中的模仿说、和谐说很快就被一种注重美的内在的、深层的意蕴的思想学说所代替。说得更具体、更确切一点，柏拉图、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和谐说就已经包含了对这种学说本身的突破，已经包含了美学思想的前进性步骤。亚里士多德并不像古希腊的普通人那样只注重形式美、抽象美，而注意和强调理念在感性事物中、普遍性在特殊性中的体现（典型）所给人带来的审美享受，这也就是说，他注意和强调美的内在的、深层的意蕴，而这一点正是西方近代美学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但又不同于古希腊美学思想的特点。以亚里士多德为开端到近代而达到顶峰的典型说，是突破形式美转而重视美的意蕴的阶段性转折点。一个只看到多样性的统一或和谐之美的人，只满足于欣赏自然美的人，显然远未达到审美之要义，他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而领悟到美的意蕴，懂得艺术美，才能有较高层次的审美趣味，而这里的关键（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在于从模仿说、和谐说进展到典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