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375(2004)03-0001-05 我在《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审美主义》一文中指出，诸多在“中国古代审美思想的现代闸释”名义下，对中国古代审美主义思想所作的似是而非的言说，事实上是对审美现代性的严重误读，以审美的方式来回答、解决生命意义问题，只是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审美主义的重要面相，而不是审美现代性的圭臬，中国古代审美主义面对复杂生命之时，往往表现出一种撤退的姿态，这种无视尖锐繁复的内在生命张力的审美理想，与现代审美精神有着天壤之别。[1]对中国古代审美主义思想作了这样一番清理后，我觉得意犹未尽，本文拟从审美与生活之关系这一层面对中国古代审美主义思想作进一步地批判性解读。 细究中国古代审美主义思想，其背后表现出一种看似矛盾实则有着内在逻辑一致性的怪现象：在极端重视审美的同时又根本不把审美当一回事。通俗地说，这缘于这样一种审美观念，即从生活之中寻求美，还是从生活之外寻求美？ 在我看来，是在生活之外去寻求一种超然的美，还是从生活当中去发掘实在的美，这或许是中国古代审美主义与审美现代性的一个分水岭。比如孔子“吾与点也”的人生理想，其描绘出的完全与天地自然相融汇的审美人生境界已经被视为儒家审美主义思想的经典范例，我曾指出这种审美理想是建立在漠视繁复尖锐的内在生命张力的基础上。[1]其实，再深入分析，我们不难发观，孔子的审美理想背后凸现出这样的审美观念，即到生活之外寻求一种虚幻的美。从孔子不遗余力地四处游说推销自己治国方略的努力中，我们应该知道，子路、冉有、公西华们安邦立国的远大志向才是孔子真正的人生理想，曾点所谓的春花烂漫时节穿上舒适的春装，到沂水里玩玩水，到高台上跳跳舞，尽兴之后，快快活活地一路高歌回家，这种人生理想充其量只是孔子理想生活之外的一种无奈的自嘲。要说咀嚼着理想破灭的悲哀的孔子向往颇具游戏意味的审美人生，实际上只是想想而已，至多也不过说说而已，如若真要让他践行这样的审美人生，以他一生勤于事功的努力来看，说他的内心要被失败感所充满是不为过的。这同时也透露出中国古代审美主义思想的这样一种倾向：可以把什么好话都奉献给审美，实际上却又并不太把审美当回事。因为审美不在生活之中，而在生活之外，或者说审美理想充其量只是人生理想的一种候补理想而已。比如屈原，可以说他对美的高扬是不遗余力的，罗根泽先生甚至称屈原的文学是唯美主义文学。[2](P90)的确，好美成癖的屈原笔下随处可见“美”的词汇“美人”、“美德”、“内美”、“外美”、“美政”……而且，进一步去探究，我们还不难发现，屈原的唯美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上，还表现在他的生活方式上，他讲究浩浩荡荡的车骑随从、奇特的服饰以及精美的饮食，似乎颇有“生活艺术化”的流风余韵。不过深入分析一下，我们又不难看出，屈原对艺术化人生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一种姿态，他从生辰名字、仪容服饰都不肯随俗，这与其说是他要把生活过得更艺术化一些，还不如说是他为了把“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高姿态做足，以便为告别那不如意的生活找到更能说服自己的理由。如果能与同僚相安无事地共事，屈原或许就不会这么处心积虑地以鲜明的“区别意识”不苟于俗？或者说屈原如果是生活在理想生活当中的话就无需多此一举地去寻求美的理想？再看曾经提出“审美是上流社会之宗教”[3](P49,8～9)的王国维，由于他在中国近现代美学中的独特地位和他对审美的重视，很多研讨中国近现代审美主义的学者在谈到王国维时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但仔细看看王国维的审美思想，他对审美的重视是毫无疑问的，而其在对审美解脱功能的强调中仍然不难看出他的审美与生活相分离的观念：“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宇宙一生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桎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3]王国维的这段话无非要阐述这样的观点：艺术对人生的重要性体现在艺术以审美取代人的欲望，从而使被欲望占有着的苦痛的人得到解脱。 既然审美理想是人生理想的候补，亦即美是存在于世俗生活之外的更高贵的东西，中国古代的审美主义思想就顺理成章地推出这样一种审美观念：这个世界里“美”是一种纯粹的存在物，它可以不依赖于任何附着物而独立存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着数不尽的论文论著，在审美独立性的旗帜下从中国古代美学资源中探求纯粹美的宝藏。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特定的拨乱反正的时代语境中，张扬纯粹美对美学摆脱政治工具化处境有不可抹煞的积极之功，那么在时过境迁之后，仍从与生活疏离甚至对立的角度来张扬所谓纯粹美，却值得我们冷静地反省了。把审美领域与非审美领域截然隔裂开来，让“美”独立于生活之外处于封闭休眠之中，使所谓的审美独立性变成与我们的现实人生无关的高级摆设，这种传统士大夫的审美观，在现代性的视野中如若还不加区别地一味褒扬，并美之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不该的。当年鲁迅曾感慨读中国书总让人静下去，这种感慨当中其实已透露出对这种疏远生活的中国审美精神的强烈不满。对洋溢着柔静精神和脉脉情调的中国文学，有人不无得意地称之为“女性文学”、“月亮文学”。中国文学确实有阴气太重的特点，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歌作过这样客观的分析：“西诗偏于刚，而中诗偏于柔。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4]从审美趣味上讲，我也同意趣味无争辩，在这里作这样一番引述阐发，目的并不是要对中国文学的阴性特征进行清算，只是借此凸现中国古代审美思想疏远生活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女性总是处于被观赏的位置，这样的边缘位置使女性不是生活在男性中心社会的生活之中，而是男性中心社会之外的供男性消遣观赏的尤物，而那些阴气过重的文学作品如抒情小赋、山水诗、记游散文等等，都缺乏生活的厚重感，生活中的冲突、痛苦、牺牲等大多被爱美的文人们过滤掉了，只剩下空灵但却苍白的审美情调供我们去观赏、去玩味。说得严重一点，这种审美情调不是作家诗人们正视生活的结晶，而是逃避生活和遮蔽生活的润滑剂。令人深思的是，这种极富中国特色的空灵虚静的审美情怀，作为东方情调的重要元素，如今经那些热爱东方的西方学者的鼓噪，再和国内那些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风水轮流转理论支撑下高喊“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学人相呼应，[5]俨然成了新世纪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法宝。我觉得，即便“风水轮流转”这种算命先生的逻辑，真能在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帮助东方奇迹横空出世，中国也不可能在全球化时代仅靠士大夫们留下的那点审美情调驰骋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