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4)02-0058-06 富有理性的智者能够从他人或自己已经践履过的行迹中知其得失，以便走好今后的路。 先知先觉者乃世之稀有，而做智者则是可能的，也是世之所需。智者不光是有智慧、有灼见的，同时也往往是有勇气自省的。在当下认识和对待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讨论生态问题，则需要有更多的智者，足够的理性，以及足具勇气的自省，而且这种需要是全人类性的。 一 早已有过一个通俗而又深刻的说法：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和祖居；自然界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第一要素。事实上，人类作为一个从自然环境中剥离而出的智能物种，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内蕴着一个天缘性的哲思情结，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成为人类最初的哲学沉思。帕斯卡尔说，人是自然界“能思想的苇草”。究其根本，人毕竟离不开自然的基质。可以说，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原本就是一种最本真的精神还乡。从“天缘”关系讲是这样，而从现实的问题来看，这方面的思考更显得必要与重要。 如今，人类面临的最大最严峻的挑战恰恰正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恶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生态问题。众所周知，水源缺乏，土地沙化，能源枯竭，环境污染，以至臭氧层严重受损等等，几乎成了全球性的凶顽之症。所有这些，都无不直接关系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不能不令人担忧与焦虑，同时也不能不触发人重新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赫胥黎曾在《人类和下等动物的关系》一书中指出：“对于人类的问题里面的问题——这问题是其他问题的基础，并且比其他任何问题更有兴味——就是要决定人类在自然界里面所占的位置，和人类对于宇宙间事物的关系的一个问题。我们人的种类到底从哪里来？我们制服自然的力量的界限和自然制服人类的力量的界限到底如何？我们人类想达到的最后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于世人常常出现，并且给人以无穷的兴味。”无论哲人们对此饶有“兴味”的问题从怎样的角度作怎样的深究与阐释，而最基本的一点则是无需存疑的，即，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存在，并且要生活、要延续，必然离不开与自然界的联系。不论彼此间的统一，或者彼此间的对立，人类从来都不是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在西方，古代哲学中所流行的有机论（即“物活论”）自然观，即是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视为浑然一体的存在。中国古代老庄哲学中讲“天道自然”、“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等，所强调的不外乎人与自然的整体观。在这个整体中，人与“道”、“天”、“地”即人与自然相并列。所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而后，中国哲学中进一步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学说，依然在表明人与自然的整体性。直到宋代张载发挥传统儒家“爱人及物”的博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思想，把人看作是大自然的儿女，人人皆为我之同胞，万物皆为我之友朋。他反复告诫世人不能以牺牲天地万物为代价而满足私欲，或图求自己的发展。他认为：“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皆爱，成不独成。”主张“大人者，有容物，无去物；有爱物，无殉物”[1]。明清之际哲学家王夫之也明确主张：“从天治人而知者忧，以人造天而仁者能爱，而后有功于天地之事。”[2]这种“尽人道而与天德合”[3]的思想，也正是“有功于天地之事”，通过人对自然界的施敬施爱，而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相适相谐的生态伦理观。 从根本上看，人类是“自然之子”，人与自然相伴而在，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就其存在与发展的终极意义而论，人类与自然可谓最大的、也是最基本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人类一旦在这样那样的价值观念支配之下，破坏了这种天缘关系，甚至走向对立，那么，随之而来的厄运便会降临人类自身。冷静审视古今中外的人地关系史，便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近百年来，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增强，因而所激发出的欲望与“雄心”也日渐膨胀，但结果是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严重地毁坏着自己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自然基础，毁坏着自己的根本家园。当人类自以为是地凭借工业化以及其他高科技手段企图使自然成为其仆从与可利用的对象之时，人类自己也遭到了不期而至的回报：一方面是自然界方方面面的无情报复，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异化——身不由己地沦为自身贪欲的奴隶。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富裕社会或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是以压榨所剩不多的自然资源为代价的”，“20世纪是人类通过不断地牺牲自然界即自毁家园来纵欲的时代”[4]。有位哲人说过：当人类砍倒天然林中第一棵大树的时候，文明就宣告开始了；当人类砍倒最后一棵大树的时候，文明便宣告结束了。自然——人类——文明，就是这样密切而又敏感地相依相存着。人类开创了文明，当文明开始服务于人类时，人们纷纷脱离自然、改造自然以奔向新的文明。问题是此间一旦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这“文明”中就必然埋下根本性的隐患。因为尽管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拥有超乎其他生灵的本领，但他毕竟首先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人来源于自然界这一现实使之永远摆脱不了与自然界的依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脐带”将永远切割不断。这便根本性地决定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二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人类的文明史也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史。从人类产生之初起，便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类创造的文明，总是与支撑文明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文明的生态史观认为，文明是某一地域文化对自然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地理、时间、空间的三维进程。文明的起源，文明的延续，以至文明的衰亡，都与支撑文明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以地理因素为主的自然环境在人类早期文明中的作用尤其不可低估。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自然环境的优越、水资源的充沛和便利、有利于耕作的沃土等自然条件，使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等文明古国，都成为人类古文明的摇篮。“文明一经形成，人类就开始把自己的摇篮编织得越来越大。但是，不论人类文明如何进步，不论是古文明的摇篮，还是现代文明的居地，都离不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5](P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