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之存在或审美与人的自由价值

——兼论生命美学的失误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怀璞(1962-),男,甘肃临洮人,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从事文艺学、影视美学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原文出处: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审美活动是人的自觉而自由的活动,是使人成为全面、完整的亦即感性的人的活动,但审美是在人的丰富而多样的实践过程中与对象发生联系,进而通过对对象的主体性创造来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确认的,这样的审美活动才使人的自由有了具体的价值内涵。而生命美学论运用简单否定的方法使美学研究陷入了虚无主义,同时抛开了具体的实践活动而空谈人的自由,也使人及其生命自由成为不可知的抽象概念。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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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4)03-0059-04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断言:“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美学不是哲学,但美学的研究又离不开哲学,因而无论是哲学或是美学对人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人的自我存在的研究。同时,只有将人置于现实的多样化实践活动中进行考察,审美活动中人的自我才是具体的自我,自我超越和人的自由也才有实在的价值内涵。

      哲学之思:审美与人的全面发展

      西方哲学对人的研究自柏拉图以后就形成主客二分的本体论形而上学,而在近代哲学中这种本体论的形而上学遭遇到知识论形而上学的反动,并形成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同时科学主义哲学(理性)也使自中世纪后由哲学和神学携手建立的世界秩序日渐崩溃。黑格尔虽欲用思辨哲学调和形而上学与科学精神的对立,但由于没能彻底摆脱本体论和知识论范畴,最终进入“绝对理念”的形而上学之中。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则形成了对形而上学、理性主义的强烈攻势,叔本华、尼采、弗洛依德、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历史地看,尼采“上帝之死”论的出现则最具振聋发聩的意义。关于尼采“上帝之死”的基本内涵,海德格尔进行过最为深刻的阐释,认为“这个神是从柏拉图哲学以来的东西,所以是指一般的超感性世界、广义的彼岸世界、‘真’的世界、形而上学的世界。根据他的解释,‘上帝之死’是意味柏拉图哲学的终了,以及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欧洲形而上学的结束。这是彼岸与此岸、真世界与假世界对立思想的终止”。[1](P20)因此,尼采高喊“上帝死了”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人应有的全面性、完整性、丰富性、自主性和人的感性生动性。也就是说,“上帝之死”意味着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成了价值的自主评判者,他能规定是非善恶,能辨别真假好坏,人会在自己把握自己自由的过程中获得生命价值的永恒。

      关于人的片面性发展的问题,席勒早就在《美育书简》中分析认为,近代社会中人的人格出现了严重分裂的状况,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中孤零零的一个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因此他呼吁要通过更高的教育即美育来恢复被破坏了的“自然(本性)的完整性”。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中得到更充分的表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2](P77)由此可见,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不仅是指人的活动是自觉而自由的活动,而且是指以丰富、全面和完整的人格特性所体现的整体性。还应看到,人不仅在实践性的对象化活动中来确认自身,而且也只有在对象化的活动中才能实现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社会等的平衡和协调。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审美活动就具有了突出的实践性特征。

      文艺复兴、狂飙突进、浪漫主义文学及近代科学的发展对形而上学的哲学理性、神学理性产生了巨大冲击。特别是当现代哲学思潮、文艺思潮成为不可抵挡的汹涌潮流时,尼采就意识到“上帝死了”的时代已经到来。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借查拉图斯特拉的话如此呼唤:“兄弟们,要不断提升你们的心灵!同时别忘了脚!你们这些优秀的舞蹈者,将脚举高,最好是能站立于自己的头上!”[1](P324)尼采所呼唤的正是精神与肉体、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就是要超越形而上学的理性世界。他认为,人应是超越理性束缚和神性统治的人,也应是能超越自身的“超人”,这样的超人,“就是那大海”,就是能覆盖“一切的轻蔑与鄙视”的人,[1](P5)从而是完满的、健全的、自主的、自由的人,也是充满生机的和富有独特个性的人。

      《易传·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深刻的“道”之追问使任何哲学的深层总是隐含着形而上的意义,因此无论怎样看待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的问题,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哲学对人的终极关怀总难以完全绕开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等等问题,因此在西方哲学史上无论是知识论、科学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反叛,还是思辨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调和,或者是现代哲学对古典哲学的挑战,都难以完全脱开形而上的方式。

      哲学是人及与人相关世界的哲学,美学是人及与人的审美活动相关的美学,因而它们共同的目的就是使人能够成为具有完整人格的人、具体生动的人和自主自由的人。但是形象地说,哲学犹似一位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固执辨析世界之“真”的思考者,而美学则是一位在现实与未来的交叉处描述世界之“美”的想象者。然而,生命美学论者在提出美学的“真正的追问方式应该是‘人之所是’的问题之后,又说美学“并不追问人是‘什么’,而是追问人之所‘是’,并不追问人的确定的肖像,而是追问人的最为宽广的可能性,并不追问人的现实属性,而是追问人的无法确指的实现可能,或者说,它并不追问什么存在着,而是追问怎样存在着,并不追问‘有’,而是追问‘无’”。[3](P270-271)而追问“人之所是”就是追问“人之为人”,“也就是追问自由之为自由”,人的自由在于“在把握必然的基础上所实现的自我超越”,人的特征“在于不可穷尽,无穷无尽,他没有任何的本质,是零、无、否、X”。[3](P273-275)这种哲学式的追问本该有思维转换的方法论意义,但是它忽视了这样一些基本前提:即没有人的现实确定性,亦无人的宽广可能性;没有人的“存在”,亦无人的“怎样存在”;没有人之“有”,人之“无”亦无从谈起;没有人的本质,也就无所谓人的自我超越。因此这样的追问无疑是一种对人的“不可知论”式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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