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052(2004)03-0070-03 一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国内学界比较熟悉的一种，是德国后现代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在他1998年出版的《重构美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当代社会铺天盖地经历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审美化过程，这一方面见于现实，一方面还见于经济策略。就现实而言，审美化最明显不过的是见于都市空间之中，近年这里样样式式都在整容翻新。购物场所被装点得格调不凡，时髦又充满生气。时尚不仅改变了城市的中心，而且波及市郊和乡野。差不多每一块铺路石，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逃过这场审美化的大勃兴。倘若发达的西方社会真能够随心所欲的话，恐怕都市的、工业的和自然的环境整个儿都会改造成一个超级审美的世界。就经济策略而言，韦尔施指出，此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都是出于经济目的。一旦同美学联姻，无人问津的商品也能销售出去，对于销得动的商品，则是两倍三倍增色。而且由于审美时尚特别短寿，风格化产品更新换代之快捷如闪电便是理所当然，甚至在商品的使用期到达之前，审美上它已经“出局”了。不仅如此，那些基于道德和健康的原因日见滞销的商品，借助审美焕然一新，便又热销起来。 韦尔施指出这场“审美化”浪潮甚至将我们的灵魂和肉体一股脑儿卷了进去，我们可不是在美容院里残忍地美化着我们的身体（而且这早已不仅仅是女性的专利）。对此他讥嘲说，“未来一代代人的此类追求，理当愈来愈轻而易举：基因工程将助其一臂之力，审美化的此一分支，势将造就一个充满时尚模特儿的世界。”[1]这类模特儿毋宁说就是所谓的“美学人”(homo aestheicus)，韦尔施给予这个概念的说明是，他受过良好教育，十分敏感，好享乐，具有洞察幽微的鉴赏力。他不再追根刨底穷究个水落石出，而是潇潇洒洒站在一边，尽情地享受生活。这个“美学人”的形象替代了不久以前还在出尽风头的知识分子，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代英雄”，通过美学来改善现实的古老梦想，仿佛一时就变成了真实。但是，韦尔施强调说，我们不能忽略这个事实，这就是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从艺术当中抽取了最肤浅的成分，然后用一种粗滥的形式把它表征出来。美失去了它更深邃的感动人的内涵，充其量游移在肤浅的表层，崇高则堕落成了滑稽。要之，这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非如一些理论家所言，是实现了前卫派冲破艺术边界的努力，相反是传统的艺术态度被引进现实，加以泛滥复制，导致日常生活出现审美疲劳、艺术疲劳，说到底还是镜花水月的一种返照。 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在他的《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文化》一书中，也反思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他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包括三个方面的涵义：其一，一战以后出现的达达主义，先锋派和超现实主义运动，以及其他类型的亚文化、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一方面是消解了艺术作品的神圣性，造成经典高雅文化艺术的衰落，一方面是进而消解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导致艺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事物之上。其二，与此同时生活向艺术作品逆向转化，如福柯和理查·罗蒂等人就将生活视为艺术作品的策划，如是每个人都梦想生存在一个艺术作品般的世界之中。其三，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经纬的符号和影响之类。包括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到鲍德利亚、詹姆逊等人的“拟像”以假乱真思想等等。费瑟斯通所说的这三个层面的涵义，毫无疑问都表征了审美、艺术向日常生活大举进军的所谓后现代现象，它与启蒙运动以后将科学、艺术、道德等领域逐一分立出来的“现代性精神”是恰恰相反的。 耐人寻味的是费瑟斯通强调后现代将日常生活无边审美化的倾向，根基是在现代性之中，至少，它早已见于现代性的反思。从波德莱尔和尼采开始，我们看到具有哲人气质的诗人和具有诗人气质的哲人，便已对现代社会的商业气息给予坚决抨击。波德莱尔对此的描述是：这是一长列殓尸人，政治殓尸人，爱情殓尸人，资产阶级殓尸人。我们都在举行葬礼。上流社会生活，成千上万飘忽不定的人，罪犯和妓女，在大城市里往来穿梭。因此他一方面坚决拒斥尚弗里发明的术语“现实主义”，一方面猛烈斥责现代文明中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在《1859年的沙龙》中他讽刺现实主义者是实证主义者，因为他们只求客观。与之相反的则是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他们是用自己的精神来照亮事物，并且反射到别人的精神上去。在美学上捍卫现代性，在物质上拒斥现代文明，由此构成波德莱尔美学的一个极具现代乃至后现代意识的悖论。尼采的文字更被认为是充满了对现代性的质疑。尼采举过两个例子证明他的时代是感觉颠倒的时代：其一，过去人们以正直高贵的态度鄙视商人，但是现在商人是人类中最令人羡慕的一分子；其二，过去的人慢慢悠悠关心永恒，现代人则尽可能当机立断，他们的认真态度只限于报纸和电台的新闻上面。那么，现代学人又在干什么？尼采发现：“今日的学者哲学家并非利用印度人和希腊人的智慧使自己变得真正睿智宁静，他们的工作纯粹是为了给现代制造一种智慧的虚假名声。”[2]尼采认为现代文化有两个特征，其一是现代人用五光十色的昔日文化碎片，掩盖自己的贫乏和枯竭，由此造成虚假的繁荣，因此现代文化成了隐藏自己的做戏的艺术。其二是现代人因为贫乏和枯竭，盲目追求刺激。对此尼采对他的冤家瓦格纳虽然是满口赞辞，但是我们发现，尼采最讨厌的现代文化的两个特征——做戏和激情，瓦格纳此时都沾上了边。做戏和盲目追求激情的结果之一，便是一个审美趣味的大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