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4)03-0060-05 在介绍了席勒所论述的艺术的人类学功能以后，我们还必须从艺术所运用的审美形式的角度再来简述一下席勒关于艺术的人类学功能的观点和思想。这些观点和思想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篇论文之中，这就是：《关于在艺术中运用庸俗鄙陋事物的想法》(1793-1794)，《论运用美的形式的必然界限》(1795)，《论审美习俗的道德效用》(1796)。 一、《关于在艺术中运用庸俗鄙陋事物的想法》中论审美形式的人类学功能 席勒的一贯观点是：艺术主要关系于形式，却与内容（质料）无关；而且艺术大师的真正秘密就在于，用形式去消灭质料（内容）；所以，我们认为，席勒写《关于在艺术中运用庸俗鄙陋事物的想法》主要就是要论述审美形式的人类学功能，或者说是要说明艺术中形式如何去消灭内容（质料）。因此，席勒在文章开头不仅界定了庸俗这个概念，而且说明了此文就是要谈形式的问题。他说：“一切不诉诸精神并且除了感性兴趣以外不引起任何其他兴趣的事物是庸俗的。虽然有成千上万的事物由于自己的质料或内容而是庸俗的，但是，通过加工，质料的庸俗可以变得高尚，所以在艺术中讲的只是形式的庸俗。庸俗的头脑会以庸俗的加工作践最高尚的质料，相反卓越的头脑和高尚的精神甚至善于使庸俗的东西变得高尚，而且是通过把庸俗与某种精神的东西联系起来和在庸俗中发现卓越的方面来实现的。”（《秀美与尊严》P219）在这里席勒主要说明了这么几点：第一，庸俗的概念，即不诉诸精神的以及引起纯粹感性兴趣的东西。这个概念，当然具有启蒙主义时代的理性主义的特征，不过，大致还是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庸俗事物的基本性质，看来至今仍然是适用的。第二，艺术中的庸俗，主要不是内容和质料的庸俗，而是形式的庸俗，即艺术加工的庸俗。这是符合席勒的美的艺术的形式主导论的观点。第三，艺术的庸俗与否，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头脑和精神；庸俗的头脑会弄巧成拙，化高尚为庸俗，卓越的头脑却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点石成金。这就非常切中肯綮地突出了审美形式的重要作用和人类学功能，也是对于文学艺术创作中“如何写”的问题的再次强调。 席勒在后面就分门别类地阐述了艺术中的庸俗问题。首先是肖像画中的庸俗。他指出：一个画家，“如果他把偶然的东西正好作为必然的东西来细致表现，如果他忽视伟大的东西，却细致地描述渺小的东西，这就是庸俗的处理；如果他善于从对象中发现有趣的东西，把偶然的东西与必然的东西区别开来，仅仅暗示渺小的东西却描述伟大的东西，这就是卓越的处理。然而除了在行为、神情和姿态中表现精神以外就没有什么是卓越的处理了。”(P220)这里似乎是沿着鲍姆加登的古典现实主义的美学道路，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典型化美学原则，要求作者区别偶然的东西和必然的东西，伟大的东西和渺小的东西，在创作中表现精神上的必然的东西和伟大的东西，这也是《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批评素朴的诗容易陷入平庸的自然主义时所指明的。其次是诗中的庸俗。席勒指出：“一个诗人，如果他描写微不足道的行为，却粗枝大叶地忽略意义重大的行为，就是庸俗地处理他的题材。如果他使题材与伟大的行为结合起来，他就是卓越地处理题材。荷马善于机智地描绘阿岂里斯的盾，尽管一块盾牌的制作就题材而言是某种非常平庸的东西。”(P220)席勒这里所说的是充分地注意到了诗（文学）的时间艺术的特点，即在行动中来描写事物，化静为动，让行为的伟大来克服题材本身的平庸；这恰恰与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形成了对比，空间艺术要在静态的造型中选取必然的东西、伟大的东西来表现，亦即莱辛在《拉奥孔——论诗与画的界限》中所说的选取最具有“包孕性的时刻”来表现对象，这就可以避开对象的某些平庸的东西或庸俗的方面。看来席勒是运用了德国启蒙主义运动中以鲍姆加登和莱辛为主要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来论述诗和画（文学和绘画、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表现艺术和造型艺术）如何避免庸俗的艺术处理的问题。这应该说是符合席勒的思想发展的路径逻辑的，从1794年以后一直到逝世，席勒由于受到歌德的影响，他的美学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成就了德国文学史上的魏玛古典现实主义的高峰，举起了反对耶拿派早期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大旗，高扬了典型化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这个原则在避免庸俗的艺术处理和造就人性高尚完整的人方面应该说是行之有效的。 接着，席勒论述了艺术中表现鄙陋事物的问题。首先，席勒给鄙陋事物作了界定：“鄙陋的事物比庸俗的事物还要低一个等级，它与庸俗的事物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单单表现为缺乏才智和高尚的某种消极的东西，而是表现为某种积极的东西，即感情的粗野，恶劣的风俗和卑鄙的思想。庸俗的事物仅仅是缺乏一种想要有的优点，鄙陋的事物却是缺乏一种可能向每一种事物要求的性质。……鄙陋的事物总是标志着某种粗野和卑贱的东西。……因此，庸俗的事物与高尚事物相对立，鄙陋的事物同时与高尚事物和合规矩事物相对立。毫不反抗地屈从任何激情，不仅弃绝体面的规则，而且弃绝道德律令地满足任何本能，这是鄙陋的，并且显露出鄙陋的心灵。”(P220)这里说的是非常明白清楚的。其次，席勒阐述了艺术中的弊陋的处理。他说：“在艺术作品中人们也可能陷入鄙陋的境地，不仅表现为选择排斥合适得体的弊陋对象，而且表现为鄙陋地处理这种对象。如果人们或者显露出对象身上好的体面要求隐藏的那些方面，或者以鄙陋的附带表象来表现对象，那么人们就是鄙陋地处理一个对象。在最伟大人物的生活中也有弊陋的事务，但是只有鄙陋的审美趣味才会强调和描绘它们。”(P221)这就是在一如既往地强调艺术处理的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审美趣味与他所运用的艺术形式和审美形式。再次，席勒论述了一些允许运用弊陋的事物的情况。他大致列举了三种情况：其一，在喜剧中“鄙陋事物必须引人发笑”。他指出：“一旦诗人以写一种滑稽闹剧(Lachstueck)为目标，而且除了使我们娱乐以外再没有任何想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容忍他表现鄙陋的事物，只要他不在我们心中引起不满或厌恶。”这其中当然也有一些瞧不起市民阶层的贵族精英的傲慢气息，比如他认为“一个有地位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生酩酊大醉，都会引起我们的厌恶；然而一个酩酊大醉的邮政马车夫、水手和货郎却使我们发笑。出自一个有教养的人之口使我们不能容忍的笑话，要是出自一个市民之口就会使我们快活。”(P221)但是，这倒是符合一般的喜剧艺术规律的。而且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席勒要求喜剧只能引起人们的快乐而不应该引起人们的不满或厌恶。这对于我们这个市场化、商品化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元共存的现实生活状况来说是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当然要打破过去长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单一化的政治道德化的文艺意识形态格局，要满足各个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审美需求，要充分发挥艺术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但是也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同时注意发挥艺术的娱乐功能、休闲功能、交际功能，因此，可以而且应该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描绘一些鄙陋的事物，让人哈哈一笑，这正是我国新时期以来相声小品得到空前繁荣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审美需求根源，但是，我们却不能让那些鄙陋的事物占领市场，使大多数的人民感到不满或厌恶。其二，在悲剧中，鄙陋的事物“必须转化为可怕的事物，而且对审美趣味的暂时的伤害必须被激情的强烈活动所消除，就好像被一种最高的悲剧效果所吞没”。(P222)关于这一点，席勒进行类比较详细的展开论述，不过他的要点乃在于要强调道德的评价与审美的评价的“奇特的分歧”，那就是有时候在道德评价上一个鄙陋的事物（比如盗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是，如果这个鄙陋的事物成为了可怕的东西（比如，一个盗窃犯同时成为了一个杀人犯），那么“尽管他在道德方面仍然是应该大受谴责的，他在审美方面倒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可取之处的。”(P222)这主要是因为“审美的评价依赖于想象，由一个对象在我们心中引起的和与这个对象有自然联系的一切附带的表象，都汇合到这种审美评价之中”(P222)，或者因为“在进行审美判断时我们注视着力量，在进行道德评价时我们注视着合法性”(P222)，再或者是因为“对于重大和触目惊心的罪过，我们总是脱离它的实质而注意它的可怕后果”(P223)，所以，可以由道德的评价经过悲剧的冲突达到审美的自由，反而能提升人们的人性，从而起到人类学作用。其三，席勒还严格地区分了行为的鄙陋和思想的鄙陋，思想的鄙陋“是一切审美活动所不屑一顾的”，而行为和状态的鄙陋“常常与审美活动相处很好”(P224)这是因为，“状态的鄙陋与思想的高尚相结合可能转化为崇高。殴打过埃皮克蒂特的主人是在卑鄙地行动，而被打的奴隶却表现出崇高的心灵。真正的伟大只会从鄙陋的厄运中闪耀出更加壮丽的光芒，而艺术家们应该毫无顾忌地描绘自己主人公的丑陋外表，只要他确信，自己善于表现出人物的内在价值。”(P224)这些道理在论述悲剧的人类学功能时我们都已经明白了，而在这里席勒作了更加的强调，这足以看出席勒是多么重视悲剧的崇高性质和通过崇高转化而来的净化人性的人类学功能。最后，席勒还指出，诗和画（文学和造型艺术）在处理鄙陋的事物方面是不同的。他说：“可以允许诗人表现的东西，并不总是准许画家去表现。诗人仅仅把自己的客体提供在想象力面前，相反，画家把自己的客体直接地提供在感觉面前。因此，不是绘画产生的印象比诗歌产生的印象更加鲜明生动，而是画家不可能通过自己自然的符号，像诗人那样以自己随意的符号清晰地表现内在的东西。然而只有内在的东西才能使我们与外在的东西和解。”(P224)因此，诗人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来描述和表现鄙陋的事物，而仍然可以起到使人得到审美自由的人类学作用。席勒的这些论述应该说是比较深入细致地阐发了艺术的特殊的人类学功能。这种论述，不仅是发人深省的，而且也是永远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