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04)02-0031-04 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亘古未有的思想大变动、文化大冲撞。肇始于鸦片战争的西学东渐潮流激起并加剧了中国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蜕变和中国近代文化艰难曲折的生成。由此引发的别开生面的“古今中西之争”正是中国近代美学发生、发展的广阔文化背景。这决定了中国近代美学既不能在西方美学面前无动于衷，又不能对中国传统美学彻底抛弃，而是在这两种美学的支撑下求得新生，努力探觅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二者之间的契合之处，以求对中西美学的综合创新，从而凸现了中国近代美学的时代特征、思想特征、理论特征和目标特征。 一、时代特征：反对封建传统的感性启蒙 由物质技术层面而社会制度层面至观念精神层面，是文化结构的层次表现，也是近代中国社会中西文化冲突与融汇的轨迹路线。它昭示了近代两种异质文化冲突的核心在于价值观念。价值观念的变革，表明外来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最有威力的震撼，同时也意味着对整个中国封建文化体系的打破和否定。西学东渐的不断扩大和逐步深化促成了近代文化的变迁发展及其批判理性精神的日渐成熟，使得学习西方成为时代的风尚，当时的文化界和思想界正如鲁迅所描述的，“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理弗行”。从洋务派到维新派，从戊戌变法到民主革命，薪尽火传，理想不变，那就是：变陈规旧习，反封建传统。如果说，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使命，那么，反对封建传统，崇尚民主和科学的现代性追求则是近代中国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同样流注于近代美学思想发展的始终，成为中国近代美学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进行抉择的价值尺度和衡量标准。 中国近代美学反对封建传统的启蒙意义首先证之于超功利美学观的引进与传播。以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美学家们之所以大力引进和鼓吹西方超功利美学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批判封建功利主义美学传统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对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声援。王国维是从叔本华的悲观意志说出发来继承和发挥康德的超功利美学观的。他认为，要摆脱生活之欲带来的苦痛，非求助于美和艺术不可。因为“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1](P435)美和艺术在本质上是超功利的，不涉及物质功利欲求。审美超功利性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他自觉介绍和接受西方超功利美学观并贯之于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显露出反对封建美学传统的斗争锋芒，开启一代风气。蔡元培毕生热衷于美学研究，致力于美育实践。在美的本质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审美超功利性的看法，他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中认为：“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2](P70)在《美育和人生》一文中指出，美“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之见，又有超脱性以透出利害的关系”[2](P221)。梁启超竭力鼓吹的趣味主义和生活的艺术化，骨子里依然是审美的超功利目的性的思想。梁启超认为，要使生活充满趣味，要在生活中感到美就应该具有宇宙不济和人生无我的人生观[3](P435)。这种人生观能使精神从狭隘的功利需要中解脱出来，以无功利的态度对待生活，从中寻找到趣味和美。他这种对趣味主义和生活艺术化的鼓吹实际上是对封建传统的文艺审美观和扼杀人的个性情感的封建社会的愤怒声讨。 中国近代美学的反封建意义亦可证之于声势浩大的近代美育思潮。无论是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还是早期鲁迅，都无一例外地倡导美育，甚至身体力行，投身于美学实践。王国维旨在论证“使人之感情发达”的美育思想与传统以来“止乎礼义”的教化思想是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的。梁启超主张“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的高扬人性的美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民主启蒙意义，而且得到陶曾佑、徐念慈，康有为等人的普遍响应，成为民主启蒙时代人们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蔡元培更是把美育提到国家教育方针的高度并确立下来；不仅如此，他把自己的美学思想和美育理论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致力推行美育实践。尤其当他主掌北京大学之时，校园里音乐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美学讲座和各项美育活动蓬勃开展。一时间，上海、杭州等地亦仿效创办美学研究会和美术学校，美育实践活动风行全国。 中国近代美学的反对封建传统的时代特色还表现在对俗文化的高度重视，为俗文化正名。小说在封建文化中素来被视为“末伎”、“闲书”，为人们所轻视。到了近代，小说的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与传统雅正的“六艺”平起平坐，新小说的创作亦空前繁荣。近代美学对俗文化的重视并不限于小说，源远流长的民间歌谣亦不例外。近代社会对俗文化的重视，反映了近代美学思想的变化和更新。其锋芒所向就是陈腐的封建文化和传统的审美观念，体现了鲜明的反封建意义和时代特征，实质上，这也正是以思想启蒙和服务现实为内容的时代要求向近代美学提出的任务。 二、思想特征：会通中西美学的综合创新 中国近代美学是中国美学研究走向理论自觉，走向世界的真正起点。其贡献远远不止于对西方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的广泛引进，中国近代美学已经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西方美学思想的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这种综合创新不仅表现在对中西美学的思想理论内容之融合，而且表现在对两大美学体系的审美思维方式之贯通。 近代美学家以“别求新声于异邦”为目的，胸怀“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的决心，努力宣扬和吸收西方美学思想。王国维更是以一位哲人的眼光指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4](P93)表现出近代美学家们力求博采众长，会通中西的宏大气魄。他们通过对中国美学的固有传统和西方美学的理论进行比勘、研究，进而对中国古代传统做出时代诠释，进行重新估价，以便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展。王国维的境界说，梁启超的小说戏剧理论，蔡元培的美育理论就是吸纳西方美学思想改造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创造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