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4)01-160-03 由《文艺报》社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回归实事：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1月19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来自《文艺报》社、全国部分高等院校、出版社、科研机构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马景仑副院长代表大会主办方致开幕词，介绍了文学院文艺学科的传统与学术特色，并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进一步拓展美学的研究领域，为当下的美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会议以“政治美学”为核心，旨在对与文艺的生存与发展中一些较有现实性的话题进行美学解析，试图探求政治与文艺发生关系的最为深刻与隐微的层面，从而在文艺的外部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会上，与会者就“政治美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文艺学的走向等话题展开了交流。 对于生活审美化的研究，是当下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正如德国学者韦尔施所说：“美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这导致审美思维在今天变得举足轻重起来，美学这门学科的结构，随之亟待改变，以使它成为超越传统美学的美学，将‘美学’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进来，诸如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伦理学等等”。美学对人类其他生活领域的关注不仅是现时代美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美学实践品格得以完满实现的重要途径。 “政治美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被提出、研究并被学界予以充分关注的新兴课题。作为形容词性的一般用语，“政治美学”的概念并非无人提及，但却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一个正式的具有确定性的概念提出，并予以学理上的论证和深入研究。南京师范大学青年学者骆冬青认为，应当将“政治美学”作为一个“中性”的学术概念，研究政治生活中审美思维的存在方式和运作奥秘。此次研讨会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广泛而细致的探讨。 骆冬青将“政治美学”的研究比作一次“冒险”：由于对政治强暴美学的惨痛记忆，两者的并列很容易引起心理上的不适。但作为一种学术讨论，我们要剥离掉历史及现实因素涂抹其上的情感色彩，拂去笼罩其上的偏见与蔑视，真正以学术的眼光来审视它。骆冬青首先从中西政治哲学史与美学史上的经典著作、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哲学等五个方面的学术资源中汲取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分别从历史的和逻辑的两个方面论述了“政治美学”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范畴的内在依据。他认为，中西政治哲学中都鲜明地存在着关于美学的思想，其中有许多著作本身就是美学名著，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而在中西美学思想中则都有大量的关于政治的美学观照，在各种理论中都可以发现其中蕴涵着的政治意识。但是，“政治美学”旨在探究在政治生活本身中所蕴涵着的美学奥秘，运用美学方法来分析政治。他从人类生存的角度，对两者相互沟通的隐秘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提出，在政治的诸多领域中都体现出审美的精神，政治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在在都体现出美学的精神；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与未来构建了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把特殊群体、阶级、集团的利益、情感、意志、观念净化并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理想和共通情感；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政治的等级结构深刻地表现为审美的一种价值结构；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视、听、言、行的根据和规范。骆冬青对“政治美学”的研究，总体设计为四个部分：1、“有限的自由”研究政治美学概念的成立；2、“权力与魅力”探讨政治中“神道设教”、“兵刑合一”，以及“等级距离”等方面体现的美学精神；3、“历史与实践”则研究政治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和空间的意识形态分割，探讨“正义”、“爱”、“民主”、“革命”等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生存向度及其美学意蕴；4、对政治中“美的灾难”与“美是目的”思想的研究。 关于“政治美学”的学术资源。南京大学周宪教授认为，从西方美学的层面看，美学与政治彼此渗透，这一现象无疑值得关注。我们应当重点讨论两种倾向：政治审美化和审美政治化，其中，把政治审美化是十分危险的；政治亦有“制度的政治”和“个人的政治”之分，文学应当警惕落入为政治做宣传的“工具性”附庸地位；学术研究带有个人性，这本身就体现着“个人的政治”；在知识分子社会批判力逐渐减退的时代，更应该提倡通过个人的研究、创作来实现政治关怀；此外，在“政治美学”的研究中不宜过于夸大美学对政治的作用，在诗性文化和科学理性之间，中国目前更需提倡后者。 安徽大学顾祖钊教授认为，马克思就是从人类审美理想、结构来研究美学的；“小人物也可以思考大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骆冬青的“政治美学”研究值得赞许；政治在“个人的政治”、“制度的政治”之外尚有“理想的政治”；有鉴于现实层面政治的复杂性，“政治美学”可以建构在“理想化的政治”基础上研究；以审美理想来评价生活，其中包括对人自身的建构、社会制度的理想，这样就将政治落实到艺术中去了；历代知识分子对理想化政治的追求，表现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康有为的《大同书》，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著作中，这些都是政治美学应该汲取的重要资源。评论家丁东不同意政治美学中的“政治”应该是“理想化政治”的说法。他认为，对古代的、现实的、中国的、外国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等都可以进行美学的分析；他还提出，既然政治学是政治美学不可或缺的理论维度，讨论政治美学，应该把政治学界的学者也请进来，和美学界进行充分的对话。 盐城师范学院的孔建平教授论证了“政治美学”的合理性。他认为，与西方相比较，对中国文艺影响最大的不是宗教，而是政治文化。政治影响文艺的常态，不是行政或法律干预，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感性方式；而文艺拒绝社会政治和抗拒社会政治的倾向，也通过美学的方式得以顽强展现。政治之所以与文艺发生经常性的联系，是因为两者都关涉感性内容，因而也都可以利用感性学进行分析。政治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在于，感性正是社会政治操纵个人、操纵文艺的方式。政治美学的合法性依据首先是文艺始终在捍卫、关心个人的生命、生活权利。南师大的王洪岳先生也认为，政治本身虽是理性的，但实践过程中是感性的，“政治美学”就是“政治感性学”；并提出美学研究应重新回到“感性学”，扩大其研究领域。南师大的余晓明先生认为，骆冬青先生的研究在“政治的文本化”与“文本的政治化”之间，更偏重于前者；人是符号的动物，政治行为、文本行为都是语言行为，具有同构性；政治是以无意识的形式进入艺术文本之中，从而在政治文本与艺术文本之间形成文本间性；政治是文学的环境，文学也是政治的环境，两者构成超循环的关系；政治的想象力来源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