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我们以往所谈论的艺术美学或哲学美学来，生态美学似乎是一个更困难更沉重的话题。它是那么令人难以捉摸，我们很难对它作出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学科定义；它又是那么的满蓄悲剧情蕴，因为，在它的背后，包含着那么强烈的对生命的优患和对自然的悲悯。 卢梭说：“科学技术把它们的兴起归功于我们的堕落”（注：转引自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是过度膨胀的贪欲，把人类引向了“技术的歧途”，从而引发了“发展的悲剧”，然后才产生了医治生态紊乱和环境障碍的生态学，再后，才有所谓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和生态学一样，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更关注人自身的问题。因为生态的终极问题仍然是人的问题。人是生态的初始责任者，也是最后的责任者。但是，生态学研究的重心是生态系统内部的相关性、完整性以及与人类社会的协同性和浑整性。生态美学研究的重心，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生态意象的审美建构以及审美价值系统。前者关注的是生态系统（包括人类）自身存在的机理和内在的合规律性，对人类的价值体系向生态的价值体系的理性的回归怀着深深的期许；后者关注的是生态系统（包括人类）表象的特异性和内在的合目的性，强调人类的审美理想与生态现实的统一。 作为一个新生的、尚未发育完全的学科，生态美学有着鲜明的特点。它既不同于以研究自然的美和人造形式美为指归的景观美学，更不同于以人类的创造成果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美学。可以说，生态美学是一种具有深度模式的美学，它始终把多态的生态表象置于现实原则与理想原则、美学原则与功利原则的关照之下，并且常常能够在自然故事与文化故事（如古楼兰遗址）的辉映下，发掘出更深层的生态意义和美学价值。因此，生态美学表现出极强的双重建构性：既包括在人类的创造和自然的演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有形的物象系统和感性的形式，也包括潜藏在这些有形系统和感性的形式背后的无形的生物关系和动态的生物运动；既包括客观的生态宇宙，又包括主观的伦理性向和价值取向；既包括对和谐、健康、安全、完整的生态现实的追求，也包括对未来生态效益的预测和审美成本的运算。虽然说整个宇宙是我们审美的全部对象视域，但是，在生态美学研究者的眼中，它从来不是一种终极的形式或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动态的过程。正如汉斯·萨克塞所说，我们决不把自然作为状态而是过程来理解。“状态是某种僵死之物，从中无法认识其使命。自然本体不是僵死的，它早在与人共事很久之前就产生了生命”（注：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前言，文韬、佩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生态美学的基本原则是，对自然生态审美图式的评估要以对自然生态运行过程的评估为参照；对生态的审美的评判要以对生态效益的预测和审美成本的运算为参照。比如，对一座城市的生态美学评估，对一个自然景区的生态美学评估，对一座大型水利或电力库区的生态美学评估，显然不能单纯把城市景观，或者单纯的自然风貌，或者单纯的城市经济的发展，作为评价的标准，当然也不能把单纯的景区经济效益，或单纯的电力效益作为衡量标准。这种缺乏整体观的评价标准，只能导致片面结论。如果要进行较为理想的，真正合乎生态美学要求的评估，至少还要进一步考虑：人类文明的进程是否过大地搅乱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审美效益与生态效益是否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生态美学既是一种怀旧主义，又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对原始人类最适宜于生态的、朴实的生活方式怀着深深的眷恋，对古老的生态智慧充满了无限的敬意，而对当今的生态暴力表现出难以掩藏的敌意。它相信生态智慧可以矫正人类的生态过失。因此它对岁月创造的自然美在经济和技术世界中的未来遭际既担忧又充满信心。 因此，生态美学既是一种信念，又像是一种许诺。它相信复杂而宏大的生态系统中有一种至善的伟力，它将使生态世界充满永恒的和谐和生机。它许诺，随着生态意识在全人类的普及，生态世界本身的美将为人类带来无尽的福祉。 生态美学可以说是一种功能主义美学。这是生态美学与普通美学最大的不同。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是，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人类利用技术手段所进行的任何创造活动、经济活动乃至美化活动，都将对整体的生态关系产生影响。任何人类的成果，即使是大型大景观设计，对生态美学家来说，终极的考量，将不单纯是当下所展现的审美形式的完美程度，而更多的是对其生态效益和审美成本之间的运算和比较。在此情况下，可能经常会出现相背反的情况：对一般公众来说是美的建构，对生态美学家来说，有时恰恰是反生态的，不能接受的丑的或有害的建构，比如，长满绿油油的水葫芦的湖面，普通的游人会赞赏其美丽，生态美学家却为这种有害的外来物种的入侵不胜其烦。在这种时候，生态美学家更多地扮演着生态学家的角色。 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功能主义动机，生态美学比之普通美学，在审美标准上更灵活，也更具有容忍度。美不是唯一标准，自然世界的混乱与秩序，残缺与完整，喧哗与寂静，起伏与平坦，乃至生物世界的和平与吞食，诞生与死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是对自然物体存在的逻辑和自然生物生存的逻辑的充分尊重，对造物创造的痕迹及其成果的充分谅解和肯定，实际上也是对人类社会生存的逻辑本身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