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4)02-0203-07 “在儒家所塑造的学术传统中，美学、伦理学和讲天人相遇的超越的神学、形而上学，是一气贯穿的”[1]（第139页）。这种相通集中体现在诚这个范畴上。诚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兼具有神学、伦理学、美学、本体论等多重含义。在先秦儒家美学中，作为审美心态的诚是对事神心态、事人心态（其核心是道德之诚）的批判继承的结果，而在审美取代宗教之后，审美之诚又充当了通往本体之诚必经之途。本体之诚与心态之诚的这种统一，正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鲜明体现。 一、作为事神心态的诚 从历史的发展看，诚首先是一个宗教神学范畴，诚是原始宗教活动中诚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在巫术和原始宗教中，人们对神的存在的深信不疑。这是“诚”这一概念出现的基础，它构成了“诚”的发展中的始终一贯的一个本质规定：在人面对任何一个他希望与之打交道的对象之时，他都应该相信对方的真实性，并以此来展示出一个真实的自我。这既是人神交往的原则，也是人际交往的原则，更是审美的原则。无论诚后来怎么发展，它都没有离开宗教性的诚这个基础。 作为事神心态的诚具有三个突出内容：敬（注：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除个别外均将敬释为“严肃认真”，似乎不妥。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畏和信。 我们可以通过对祭祀的考察来了解原始宗教中人的心态。祭祀心态的突出特点是“敬”。“尔克敬，天惟畀矜迩；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2]（第220-221页）。对神的敬的态度，是沟通神和人的重要条件，也是人世间一切事业成功的根源。对上天不敬被看做是失败的原因，是失德的具体表现，也给了政敌最好的攻击理由，这在“文武革命”中再清楚不过：“今商王受不敬上天，降灾下民”[2]（第180页）。“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2]（第182页）。商纣不敬神灵，导致天怒人怨，从而不能再承担伟大的天命，故有德者要起而代之。 在“敬”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更原始的事神心态：畏。夏商周三代对鬼神态度的一致之处是对鬼神的尊敬和疏远，疏远就是“畏”的表现。只有畏才会敬而远之，无畏则能敬而亲近之。“畏”在自然神信仰的原始时期，表现更为明显。因为自然界被神化为一个对人类的目的根本不关心的对象，它表现法力的多数场合对人类而言都是一种灾难，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恶”的代表。因此原始人对自然神有一种强烈的畏惧情绪。以后随着在自然神的社会化，神的人性人情成份日益增多，畏的成份也就逐渐减少了。 信的基本含义是相信，对神的存在没有怀疑，而且对神应该真实无欺。信不是神之存在的条件，神在个体存在之前便已存在，但信却是神存在于个体心灵的必要条件，只有信才能使神在个体心灵生成，只有信才能敬。“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3]（第1603页）。 “信”的具体要求有四：其一，事神者不能对神抱任何欲望：“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3]（第1610页）。有求于神才去信神者的心态是不“信”的，其行为注定不能取信于神。这一点对于以后的审美心态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审美心态的突出特点也是无欲的。其二，作为信仰对象的神不能随便更改。对至上神尤其应遵守此条，否则“非其鬼而祭之，谄也”[3]（第2643页）。对业已选定的至上神系统之外的其他至上神的信仰，意味着对这个至上神的不信任和对其法力的怀疑，这就是不诚不信。其三，在事神的礼拜活动中，要如实申报自己的牺牲贡品，不能随意虚报，这也就是《左传·庄公十年》所载的“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3]（第1767页）。其四，祭祀形式要以情感的真实为内容，“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2]（第72页）。“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3]（第1285页）。祭祀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礼仪，而是其精神实质，即内心的诚实，这种诚实是和情感的真实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真实的情感，再堂皇的礼仪也没有意义。而情感的诚实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其说是一种宗教目的，不如说是一种以情感为掩护的道德目的。“祭思敬，丧思哀”[3]（第2531页）（《论语·子张》），敬与哀的结合，意味着以情感来保证道德目的的实现。人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发现，宗教的神学目的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满足个体情感的需要，二是起到社会规范的作用。而将神学目的存而不论，直接从现实的层面来探讨诚的人生意义，是在先秦儒家这里实现的。 二、作为事人心态的诚 先秦儒家揭示了事神心态中的情感内容，并把它扩大到人际关系的调理中，从而使诚不仅是人神关系的准则，而且是人际关系的准则。不仅如此，它还揭示出：在心态的个体生成中，不是事人以事神为基础，而是事神以事人为基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3]（第2499页）。事人成为事神的必要条件，这正是儒家区分于神学家之处。 为什么只有处理好人际关系之后才能处理人神间关系呢？在孔子时代，神灵的存在理由已经受到充分怀疑，社会的发展已经引发出信仰危机。要从根本上挽救这种信仰危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时代已远不是原始时代，那个时代巫术和原始宗教的产生是有足够理由的，人们因信仰需要而产生了巫术和原始的宗教。而在孔子时代，这种信仰的需要已经大大降低了，人的主动性、自觉性使得人们不再动辄就去求神保佑其行为的顺利实现，成功的信心不再是靠外在的神灵，而是靠自己，靠道德修养。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人们牢牢地保持对神灵的诚心是不可能的。对于一般人而言，信神之心态由于既缺乏如对自己祖先那样的“慎终追始”的情感动机，又缺乏现实的互惠互利的利益动机，因此是很难生成的。故孔子认为事神比事人更难，关键是事神心态难以出现。因而，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培养起恰当的事人之心态，这才是现实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