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现代性趋势，即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种现代性本是同根同源的，相互缠绕、相互支持的，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两种现代性按照自身的逻辑的演变，它们之间也越来越呈现出对立冲突的状态。在我国，也开始有学者对审美现代性提出批评。那么，对这两种现代性在中国的关系怎么理解？对美学在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中的作用如何理解？审美现代性真的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已经完全成为一种负面的因素了吗？ 一、审美现代性：从肯定到否定 对于审美现代性，西方知识界经历了从全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以席勒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对于审美和艺术在现代社会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把它作为纠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性分裂和扭曲的有效方式与人类获得自由、解放的必然途径。在席勒看来，人的天性中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冲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前者产生于人的物质存在或感性本性，它往往使人屈从于感性本能。用席勒的话说就是感性冲动“用不可撕裂的纽带把向高处奋进的精神绑在感性世界上，它把向着无限最自由地漫游的抽象又召回到现时的界限之内”（注：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后者则是由人的理性本性产生的对自由的渴望，它要求人在任何状态中都保守其人格不变，因而它也是一种对永恒性的向往。实际上，用更为通俗的语言说，这两种冲动就是人的两种近乎本能的生命特质：一种是肉体感性欲求方面，它要求感官的愉悦和舒适，因而常常阻碍精神自由的获得；另一种是理性、精神的追求和向往，是超越感性存在达到永恒和不朽境界的渴望。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那就是游戏冲动。游戏冲动是对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片面性的超越。“排斥自由是物质的必然，排斥受动是精神的必然。因此，两个冲动都须强制人心，一个通过自然法则，一个通过精神法则。当两个冲动在游戏冲动中结合在一起活动时，游戏冲动就同时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强制人心，而且因为游戏冲动扬弃了一切偶然性，因而也就扬弃了强制，使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得到自由。”（注：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游戏冲动的对象是“活的形象”，亦即美。对于席勒来说，游戏意味着一种自由的创造状态，一种艺术和审美境界。席勒把审美提高到人的生存本体的地位，指出审美的境界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只有在进行审美活动时才是完全、充分意义上的人，因为在这里，人的两种状态——感性和理性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感性生命的冲动和精神理性的追求得到了完美的统一。由此，席勒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命题：“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注：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现代化的社会劳动分工造成了人性的分裂，使人的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对立愈加剧烈，审美和艺术正是弥合这种分裂、消除这种对立从而达到人性中感性与理性统一的有效途径，而且是最能体现人的生命本质的生存状态。尽管立场、目标不同，尼采也把审美和艺术作为人生的形而上本体，认为悲剧能够达到对人生的“形而上的美化目的”。他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在这个意义上，悲剧神话恰好要使我们相信，甚至丑与不和谐也是意志在其永远洋溢的快乐中借以自娱的一种审美游戏。”“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的本来的形而上活动。”（注：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5、2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而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与动物不同的“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在作为私有制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作为完整的人，把自己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一种全面的感性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 但是，现代性自身的逻辑发展，其本身存在着的内在矛盾使得两种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日益严重。对于许多现代思想家来说，审美现代性已经显露出它的消极、否定的一面。以现代主义艺术为代表的审美现代性对个性的过分张扬、对天才和独创性的过分强调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严重否定面。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所说的：“假如说资本主义越来越正规程序化，那么现代主义则越变越琐碎无聊了。艺术的震动总有个限度，现代主义的‘震惊效果’也未必能持之以恒。要是把实验不断开展下去，怎样才能获得真正原创的艺术呢？现代主义像历史上所有糟糕的事物那样反复地重复自己。”（注：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页。）贝尔批评说：“如今的现代文艺不再是严肃艺术家的创作，而是所谓‘文化大众’(culturati)的公有财产。对后者来说，针对传统观念的震惊(shock)已变成新式的时尚(chic)。文化大众在口头上已经采取了对资产阶级秩序和质朴作风的反叛态度，可他们又造成一种统一舆论，不容他人冒犯这些信仰。”（注：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页。）现代主义艺术和建基于现代工业生产基础上的文化工业合流，其创新激情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常规性存在，而创新形式也很快变成一种时尚和广告而成为大众化流行化的东西，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已在无形中消解了现代主义的反叛形式，从而使创新或独创性落空。因而，在贝尔看来，对于以现代主义艺术为代表的审美现代性也有必要加以限制，即对于那些极度扩张的个性和所谓的创造性，那些只能给人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文化创造行为或作品应该采取某种限制性措施。“如果我们对经济和技术实行一系列限制，是否同时也限制一下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这也属于‘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我们是否要对‘自大狂’(hubris)加以约束？回答这个问题便可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及其自欺欺人的孪生现象(semblable et frere)，现代主义文化。”（注：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而在另一些学者看来，审美现代性的无限扩张，使得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失去了依托和根据。“由于审美已经成为整个现代图景的特征，所以，无论是因为专制政权的胁迫还是因为个人面对外部世界的无能，到头来，一切个人问题、美学问题都置换成了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一切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都失去了可靠的依托，只能是‘审美的’、不确定的。”（注：张辉：《现代审美主义问题的政治特性》，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