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4)01-0087-08 一 恩格斯谈到新思想、新学说的产生时曾指出：新思想、新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1]五四时期，中国新的美学精神的确立和新艺术形象的诞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归根到底是缘于经济的发展[2]，而明清以后，尤其是1840年以后思想文化的渐变则是其应运而生的基础。 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封闭式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形成了古典的思想方法和精神文化。从孔夫子到王国维，时间的跨度上达2000多年，但他们的思想方法的本质和创造的精神文化的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即都是作为站在统治集团立场上的士大夫为这种统治更完善、更有效而服务的。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使中国被迫开放口岸，听凭西方列强的殖民资本在沿海建立了桥头堡。中国数千年的泱泱文化屈服于强盗的船坚炮利，同时也使一部分清醒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向外看世界，像魏源、严复、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等，都是呼吸到海外文明的新鲜空气，从而写出自己的不朽著作。因此，从1840年至五四时期被学术界划为一段情况独特的“近代”。“近代”真的能独立成“段”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并没有改变。虽然由于殖民资本的侵入，在社会性质上，中国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殖民资本相对于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来说比例是很小的，同时由于殖民资本是伴随着列强的船坚炮利和中国人的屈辱一起登陆的，它在中国主流社会和广大民众中不被欢迎是毫无疑问的，衍生于殖民资本的工商经济的思想意识形态也不可能在中国具有广泛被接受的话语权。另一方面，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有所变化，从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社会实质的变化远没有名称的变化那样大。中国的政权仍掌握在封建统治集团手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P25)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P85)所以，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实际是中国封建社会有少许变化的延续，是“古代”社会、“古典”文化稍有变化的延伸。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到五四时期还要大张旗鼓地反封建了。当然，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也是不容否定的，如振兴民族资本的洋务运动、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读书人的变法呼吁等等，但这些实践和理论的进步只是推动了社会的“量”变，而远没达到“质”变。中国社会完成从“古代”到“现代”的蜕变，是在五四时期。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质变。 在社会性质的描述中，“五四时期”并不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及以后的日子。而应该指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从量变最后达到质变的一段重要时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上的话语权必然体现为文化上的话语权，以《新青年》（先称《青年杂志》、《每周评论》为主导推动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这种社会经济的产物。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首当其冲。其实，文学思想的转变就是指导语言的艺术作品的美学思想的转变，“文学革命”就是指导文学的美学思想的革命。以此为导线，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主导文化的改变。由此可见，五四时期以经济为基础，以文化为主导，使中国社会名副其实地进入到了崭新的时代。它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作为“古代”与“现代”的分界线是毋庸置疑的。 另有一种探索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起点是王国维和梁启超。这种观点同样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海禁的开通，中国士大夫较多接触了西方文明，在思想中产生了一种现代意识，黄遵宪、魏源等便是其中的代表。到晚清，这种现代意识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运动那里达到高潮。但他们仍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封建皇权的膜拜态度。他们在政体上向往的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推翻皇权。在政策调整上，希望的是依靠皇帝力量进行从上而下的改良，而不是革命。虽然带有浓厚的现代资本主义色彩，但他们的改良、维新是建立在与封建政权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的，为这个政权的巩固而服务的，所以，尽管带有现代思想的因素，但总体上却不能被归入现代思想系统。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与五四时期思想家的差异，20世纪30年代的学者罗筱绍对戊戌维新运动和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和陈独秀的分析极为准确和深刻[4]，尤其鞭辟入里的是，它指出了五四运动的性质是“民主和民族的革命”。要实现民主就要反封建，要民族独立就要反帝。而反帝反封建正是五四运动的主旨，也是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本质体现。这是戊戌维新及其代表人物梁启超等没有达到的层次。中国美学精神、中国文艺思想及中国艺术形象的“现代性”与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是一致的。因此，把梁启超、王国维等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思想的发端人物是不科学、不符合事实的。 总之，中国社会、中国美学精神和文艺形象的现代性发端是五四时期，这是中国的社会实践、经济生产方式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和思想体系所决定的，决不能人为地提前或推后。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