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累的突创”说是蒋孔阳先生对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这一思想兼顾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同时也涉及到了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出发，以主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为基础，兼采众长，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加以论证，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多层累的突创”说，不仅解释了美的形成和创造的缘由，而且揭示审美意识历史变迁的基本规律。在《美学新论》中，他的“多层累的突创”说在美论和美感论中前后呼应，相互印证，构成了一个严密的、自成一家的美学体系。本文试图对“多层累的突创”说从概念到思想进行探源溯流，揭示出蒋先生蕴涵在其中的独创性的美学思想体系。 一 兼取国内外众家之长，加以创造性地发展，是蒋孔阳先生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多层累的突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顾颉刚先生“层累”说的启发，也吸取了李泽厚先生“积淀说”的合理之处，更受到了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思想的影响。而这一术语的由来，则又源于生物学的概念。蒋孔阳先生把这些思想的精髓有机融合，创造性地加以发挥，熔铸出了自己独特的美论思想。 使用“层累”这一范畴，蒋先生多少受到了顾颉刚先生“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注：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见《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说法的启发。1976年，蒋孔阳先生在研究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时，认真阅读了顾颉刚先生主编的《古史辨》，特别是其中几篇关于阴阳五行的文章，写成了《阴阳五行与春秋时的音乐美学思想》一文。对于顾颉刚强调的“层累”说，蒋先生无疑会给予一定的注意。不过，顾颉刚提出“层累”说的目的在于疑古，用以阐释上古史家造史的过程，认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讲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累积起来造成的，含有批评的意味。蒋孔阳先生未必认同历史学上的疑古思潮，但在美学研究中受此启发，认为美的形成和创造，是有积累的，是不能割断传统的，故用多层累这一说法描述审美活动的历史层积这一客观事实。 蒋先生的“多层累”说，吸取了李泽厚先生“积淀说”的一些合理成分，同时更加强调了突创性。蒋孔阳先生指出，“人类的审美感觉，既离不开历史的文化传统，又离不开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全部人类文化的传统，渗透和积淀到我们每一次的审美活动中去，使我们处处感觉到美是以往全部遗产的积累和结晶。”（注：蒋孔阳，《美学新论》，第142页。 ）李泽厚先生的“积淀说”，主要深受康德的先验论、荣格的“原型论”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同构”原理等学说的启发，从主体审美感受的角度，论及个体审美心理的形成。认为在审美心理中，“社会的、理性的、历史的东西累积沉淀了一种个体的、感性的、直观的东西，它是通过，‘自然的人化’的过程来实现的”（注：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3页。 ），这一思想在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李泽厚先生的“积淀说”更突出了静态的积累和继承的一面，而蒋孔阳先生则在静态的积累与继承的基础上，更强调了动态的突创过程，突出了主体的能动性。 蒋先生的“突创说”，还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质量互变规律的影响。他说：“从美的产生和出现来说，它具有量变到质变的突然变化，我们还来不及分析和推理，它就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一下子突然抓住了我们。”（注：蒋孔阳：《美学新论》，第137页。）这种由渐而顿，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具有着突发性和创造性的特点。蒋先生将其比喻成“像母鸡孵小鸡一样，不是一脚一爪地逐步显露出来，而是一下子突然破壳而出”（注：蒋孔阳：《美学新论》，第146页。）。对于审美意识的发展史来说，千百年的积累，由渐而顿，最终凝聚为美的新形态、新境界。对于当下的审美活动来说，美的形成和创造由无形变化到有形变化，由潜态到显态，反映了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正因如此，蒋先生反对把美看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也反对把美看成是某种单纯因素所构成的某种单一的现象，而从主客观关系中把美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这个变迁的结果，则具有突发性的特点。在蒋先生看来，美的积累是缓慢的、多层面的，而美的感受则是快捷的、直觉的，一次完成的。 蒋先生特地在括号里注出了“Cumulative emergence”一词，虽然字面的意思是“累积的出现”，但在科学的意义上本来是生物学的术语，指植物的“幼苗成活率”，这是借用生物学的术语比拟美学上美的形成与创造。古希腊以来，学者们常常借鉴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和科研成果，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定义方法，就是从生物学中带来的“属”和“种差”的分类方法和有机整体观念，并且把它广泛地推及到整个科学领域。再如进化说，达尔文本来也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使用的。后来的达尔文主义者把它推广到社会历史的层面。这虽然有其局限性和消极作用，但由进化学说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的启发和影响同时也有着积极的意义。上个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就写过《美学的进化》一文，借鉴了达尔文的进化思想。“Cumulative emergence”虽然出自生物学，但它揭示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具有普遍的意义。蒋先生在美的欣赏与创造的层面上使用“Cumulative emergence”这个范畴，可能是因为植物的成长、进化和发展，在时空方面受着自然环境、遗传因素和各种处理方式的影响，也是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而在规律性上是相通的。而蒋先生的美的欣赏与创造的阐释，则尤其强调了文化历史因素。这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文科学研究的传统是合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