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3)05-0038-08 绝对主义国家与理性化秩序 一个时代的国家政治形态往往深刻影响美学风气的形成。在17世纪的欧洲绝对主义国家体系和崇尚理性的新古典主义美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说，政治图景的变换，始终是推动法兰西审美文化递进的轴心力量。在路易十四亲政之前的一百多年中，法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跃进的前夜，旧的政治版图基本上是由拥有大片领土、众多的依附人口、独立的军队、错综复杂的国际联盟和联姻关系的贵族集团所控制。然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城市经济、国际贸易及海外扩张，却要求统一的强大的法国在欧洲大陆出现。这个法国，必须有它的代表人物，必须有它的基本信念、实力和风格。 所幸的是，法国似乎奉天承运，获得了一连串治国的能工巧匠，在四分五裂的国土上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绝对主义的集权国家。这些人物中有出任摄政官的红衣主教黎世留、玛扎然，也有财务大臣絮利和科尔伯。波旁王朝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统治时期，开始恢复元气。在巴黎建立王权中心，实行有限的宗教自治，复兴农业，扩大出口贸易，铲平贵族城堡，打破封建世袭制度，建立全国的行政管理体制，通过王权的超然的平衡力，求得了贵族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妥协，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妥协。直到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法国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全部政治潜力便迅速发挥出来[1]。 伏尔泰带着民族自豪的情感，将路易十四时代与历史上希腊的菲里普—亚历山大时代、罗马的凯撒—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相比美，甚至认为它超过了以往这些时代，而接近于尽善尽美之境。他写道： 总的说来，人类的理性这时已臻成熟，健全的哲学在这个时代才为人所知。这种说法是千真万确的：从黎世留红衣主教统治的后期起，一直到路易十四去世后的几年止，在这段时期里，我国的文化技艺、智能、风尚，正如我国的政体一样，都经历了一次普遍的变革，这变革应该成为我们祖国真正光荣的永恒标志。这种有益的影响甚至还不局限于法国的范围之内。它扩展到英国，激起这个才智横溢、大胆无畏的国家当时正需要的竞争热情。它把高雅的趣味传入德国；把科学传入俄国。它甚至使萎靡不振的意大利重新活跃起来。欧洲的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四的宫廷。[2] 如果我们今天不去挑剔伏尔泰的过度赞美，当时的法国君主制度，确实成为了“起开化作用的中心，民族统一的奠基者”。 对比16世纪初期的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确有如翻天覆地。尽管法国的天才人物不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将多种才能集于一身，却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景观。而路易十四，是以他的雄才伟略，启动了法国近代政治和文明的杠杆。理性作为时代的旗帜，显然不是孤立的纯粹精神的现象。理性，归根到底，是绝对主义君主集权的精神气质。黎世留红衣主教及其后继者致力于建立理性化的行政机器，以便对全法国实行监控；国家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对外战争的资源需求，只能由君主跨过地方议会直接下达精确的征税指标；从重农主义转向重商主义的经济决策，要求精确的商业计算；平息宗教信仰的激情冲突，需要唤起人们内在的良知；重新唤起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道德感，超越家族和教派的狭隘的情绪冲动，这些都要求让一种新的精神气质，理性的气质来支配法国人。这种理性的气质首先在路易十四身上得到体现。 然而，法国却从来没有成为单纯由理性支配的国家。路易十四时代，之所以有某种特殊性，并不是因为将理性取代了情感，而是说增添了新的气质，并以这个新的气质来重建国家。事实上，法国人是将理性和情感结合或混淆在一起的民族。激情在法国人的生活中是信仰、快乐与反抗的动力源泉。在路易十四时代之前，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肆意奉行偏执的教义信条，迫害异端思想。改革后的加尔文教派和天主教会的争端，引发多起内战。即使是英国克伦威尔改革也难以避免宗教狂热的激情上演。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教会，则将僧侣确定为一个社会等级，不是高踞于社会之上的裁判者。士农工商，各有各的行事标准。整个社会弥散的宗教激情开始廓清。宗教迷信让位于哲学理性和日常生活理性。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将救赎和现世的努力结合，为新型的法国工业输送了大批的手工作业者，新教徒被整合到国家社会所有等级的序列中。全社会崇尚通情达理，礼貌交往，树立了理性的威信，宗教的偏执的激情丧失了实际意义。当法兰西学院设立的时候，预示着在法国民众中久已存在的蒙昧和迷信将结束，而代之以近代科学的知识，以此来充实理性良知。 重新发现“古典”与“自然” 单纯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又不完全是法国君主制度的产物，它也和欧洲整个文明的进步相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美学意义上的欧洲，或泛及到美学意义上的西方，是和古典的概念一起诞生的。无论是来自爱琴海滨，还是来自亚平宁山地的文化遗产，只有进入古典的殿堂，才有普世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