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峭的美学思想

作 者:

作者简介:
潘显一(1951-),男,四川自贡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原文出处: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唐末五代道士谭峭的美学思想,前承盛唐道教审美趣味,后启两宋道教审美风气。其至“乐”即“道”的辩证审美人生观,“感激之道”为核心的宗教艺术作用论,从“凤不知美”出发的审美标准差异说,强调“真信动人”的审美主体论,以及“忘弦匏知乐”的艺术技巧论,都对同时和后世道教美学有所总结、有所拓展,也对中国美学思想在两宋的转变和发展有推促之力。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B959.9;B83-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6-0059-06

      谭峭是唐末五代时期道教的代表人物之一,生逢乱世,虽然出身官宦,少小就读书学习,被“训以进士业”。但他一直喜欢“黄老”,最终以游历终南山为借口,“辞父学仙”,一去不返,“师于嵩山道士十余年”,又云游天下道教名山,后来在南岳炼丹,最后“复入青城山而不出矣”[1]。谭峭应该是诗、文均擅的,但除了其传记中收录仅有一首行吟诗,“线作长江扇作天,趿鞋抛向海东边,蓬莱信道无多路,只在谭生拄杖前”,还有那六卷曾经被谭峭自己看好的道徒宋齐丘窃为己作的《化书》[1](326页)。《化书》从六个方面探讨变化之“道”,论证多用形象比喻和类比,有语录体的凝练,又有庄子三“言”的恣肆,文学性、审美性很强。它是谭峭的代表作,后成为全真道主要经典之一,与《阴符经》、《道德经》、《文始经》、《南华经》、《冲虚经》相提并论,号称“全真六经”,在道教思想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最为集中地反映了谭峭美学思想。

      一、至“乐”即“道”:辩证审美人生观

      被奉为道教祖经的《南华真经》即《庄子》,非常强调以审美态度对待人生,强调以乐观的超越世俗的心态对待人生。《庄子》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也。”[2]用今天比较通俗的话来讲,“穷”即人生之路坎坷曲折、前途黯淡,本来是容易使人产生消极情绪、悲观失望的,但真正“得道者”却能在逆境和困苦中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通”即人生道路平顺、通达,前途光明,而真正的“得道者”同样能心态正常,不骄不躁,永葆乐观向上的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乐”的是“道”,对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对立变化采取的是达观的、审美的态度,他的快乐和愉悦来自于对生命、生活的(非功利的)“鉴赏”愉悦(即“乐”),而不在于人生之途是“穷”是“通”。

      道教继承了这种辩证的审美人生观,并将它改造为道教修道理论的哲学和美学的基础。这在上清、全真派思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典型。谭峭《化书》开宗明义就说:

      “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3](588页)

      谭峭从“道之委”和“道之用”这两相对立的方面,探讨了“道”在正反方向的变化过程:从“虚”到“实”(即“形”),又从“实”(“形”)到“虚”,一顺一逆,就是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对立和发展基本规律。这里,不但“虚”和“实”(“形”)是对立统一的,它们的运动变化的方向和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而且运动变化的结果也是对立统一的:即“万物”达到“形生”而“塞”,或“万物”达到“虚明”而“通”。所以,谭峭总结说:“虚实相通,是谓大同。”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虚和实的对立统一和变化运动,才是最伟大的统一!按他的修炼理论,可能还要加上他的修炼体会,他才说修炼的要领是“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这个“忘”字,说出了道教修炼(即后世内丹之基础)的要点全在于是否保持对于世界和自我的“忘”的审美心态和审美的(无功利和超功利的)态度。而这种审美态度又来自修道者能否真正了解、参透“虚-实”和“通-塞”的对立和统一——对于人的生命来说,它们就是“死-生”的对立统一(“大同”)。这个“大同”,显然是先秦道家的“大通”提法的流变,而“大通”的(心理)状态正是了道者认为最美的。

      因此,谭峭将“道”与“俗”之间的审美差异,归结为“道——美”与世俗的物欲享受的冲突。他认为,世俗的物欲只能“滑”人心,而体“道”之美才可能得到真正的“乐”。他说:

      “金笾玉豆,食之饰也;鼓钟戛石,食之游也;张组设绣,食之惑也;穷禽竭兽,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忿也;贵贱精粗,食之争也。欲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贫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3](600页)

      在他看来,食器无论怎样雕琢精美,伴奏的乐器无论怎样美妙动听,室内陈设华丽加上歌舞伴食,也只能起到陪衬的、娱乐的作用,对于“食”的本质意义,并无多大的价值。即使是吃尽一切飞禽走兽,享受完一切美妙的味道,在饮食的花费上穷奢极欲,也只是满足了一时的物质欲望而已,并非得到了真正的美(即“道——美”)。而欲壑难填,食物少了愈是感到肚皮空,而食物太丰富则再也体会不到美味了。耐人寻味的是,当这位谭真人讨论“食”(以喻“道”)的时候,将他认为不利于人心修炼的那部分艺术美,也等同于“食”的本质(即“道”)之外的物欲享受加以排斥。这不是说他认为艺术美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有悖于“道——美”,而是强调艺术美在无助、或有碍人心的返归“真——朴”的情况下,就是多余的,也是不美的。他从宗教情怀与物质的、生理的欲望的冲突中,有意无意地探讨和揭示了纯艺术审美超越物欲的一面。他说,“欲之于人也如贼,人之于欲也如战。当战之际,锦绣珠玉不足为富,冠冕旌旗不足为贵,金石丝竹不闻其音,宫室台榭不见其丽。”[3](601页)他这个观点的哲学归趋,不消说是“唯心”一派,然而,从这段话所反映出他的哲学——美学的思辨水平来看,无疑是值得高度评价的。同时,他对艺术美与“道”的关系的看法,也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呼唤美育反对物欲主义。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