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162(2003)06-0011-04 “原点”即中国美学的源头和起点，即通常所说的先秦美学，而“解析”则是将这个源头作为一种内在结构进行分析和阐述。但是这个原点首先是被当作终点来看待的，这就是说，为了研究先秦时代的美学思想，我们必须进入包括新石器时代在内的上古宗教之中，进入中国美学更为古老的文化底蕴之中。于是如何切入这个阶段的美学研究就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一、原点解析与审美意识 一般来说，有两个可以切入的角度：或者从这个时期有关美的理论切入，从对这些理论的分析中总结出若干条理；或者从这个时期的艺术实物出发，从对艺术物件的具体描述中提升出若干问题并予以解说。这两个切入点又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照应的。特别是对于早期美学研究来说，美学理论的贫乏和艺术实物的不足，更需要在研究中顾及这两个方面。前一个切入角度可以通过对具体艺术作品的描述，来填充、弥补对美学资料的研究，后一个切入角度对具体的艺术实物的描述概括，也要以当时的美学思想来印证、深化。 应当说，这两种切入角度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可行的。实际上，第一种切入角度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第二种切入角度也会有重大的创获，两种切入角度之所以同样能够取得重大的成就，是因为它们不过是从一个根源生发出来的两个侧面。这个根源就是审美意识，对于古代美学来说，就是古代审美意识。古代美学的思想理论材料在形态上是抽象概括的，古代艺术的具体实物存在则是具体生动的，然而尽管它们之间有这样明显的差异，但是两者都是古代人审美意识的表达或转化。思想理论材料是古代人对其审美的感受、需要、理想、倾向等的理论表述和概括，而艺术实物则是古代人将其审美的感受、需要、理想、倾向等以活的形象展现出来。前者自觉的成分更大，后者不自觉的成分更多。由此看来，两种切入角度实际上是以不同的方式涉及到了审美意识，这样通过它们都可以触及到古代美学的根源。但是，由于这两种切入角度是通过论美的文献和艺术的形象这一中介，从而是间接地或者说是不太自觉地触及到古代审美意识的，因而对于那些只有表面现象意义的材料和形象的选择、分析，就可能是不自觉的，因而也可能是不准确、不深入的。 本文直接提出审美意识问题。但是这里立刻出现一个矛盾，如上所述，直接从论美材料出发或直接从艺术形象出发，只是间接地触及到古代审美意识，但是如果要直接触及古代审美意识，似乎又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展现在论美材料中的和表现在艺术形象中的古代审美意识，我们去哪里寻觅它呢？古代人的曾经鲜活生动的审美意识，已经随着古代人和古代历史的逝去而永远地消失了，且不论切入古代审美意识这种角度是否正确，就是要切入古代审美意识，也不过是一句空话。但是请注意，我们在这里是“提出审美意识问题”。的确，我们已经无法直接触及到古代审美意识，但是，我们却能够以提出这个问题为引导，通过研究那些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古代美学的材料，而使古代审美意识本身得以被了解、被认识。 二、审美意识与人性结构 就审美意识本身来了解审美意识仍然是不够的。了解审美意识的关键，是了解作为其基础的人性结构。古代人性结构及其与古代审美意识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美学原点解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里有必要谈谈人性结构问题。 审美意识是建筑在人性结构之上的，审美意识的状态，与制约着它的人性结构的状态密切相关。那么什么是“人性结构”，简而言之，人性结构就是人性的状态，分析起来说，人性结构是由感性和理性两个基本层面合成的人性状态。“感性”和“理性”，这两个概念我们并不陌生，长期以来，我们主要是将其作为认识论的两个阶段来看待的，感性就是感觉、知觉与表象，而理性就是抽象思维与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对感性的理解，其变化更大，这个概念已从感知与表象转化为情感和欲望。这种转化，可以称之为伦理学转向或存在论转向。伦理学是讲人生问题的，人生的幸福、欢乐、痛苦、悲哀等都与情感欲望相关，同时伦理学也讲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些与价值判断的理性意识相关。这样看来，以伦理学转向来表示感性与理性的变化，也是可以的。但是，由于中国古代道德伦理压抑、排斥情感的弊端太严重，提伦理学转向可能引起误解，说存在论转向也许更准确一些。存在论不同于认识论，它不注重人对物的认知思维，而是讲人在世界中的生存状态，讲人作为个体的人生体验和对生命的自由选择，因此存在论实际上也包含着明显的伦理学的内容和倾向，但它避免了上述误解，更能表达现代人的人生感受和需求。这样我们可以说，感性与理性除了具有认识论意义之外，还具有存在论的意义。 但是理论界对这种转向的认识并不是统一的，特别是对感性的转向持有异议。例如有学者认为，理性和感性在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含义是不同的，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理性有认识论和人本主义这两种意义上的区别，前者为理性认识，后者则具有实践理性的蕴涵，而感性只能是认识论意义的，它只对应着认识论的理性或知性，与人本主义意义上的理性相对应的则是包含着意志、情感等内容的“非理性主义”[1](P55-59)。理论应当发展。那种把感性作为非理性来召唤的作法，不过是想把人的欲望情感的方面强调出来，这实际上正是在扩展感性的包容量。因此，正像理性可以有认识论和人本主义的双重含义一样，对感性的理解和规定，也不必非要局限于认识论，感性不仅可以，而且也应当具有与理性相对应的两种含义，感性不仅是认识论的感知表象，而且也是伦理学或存在论的情感意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