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与美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唐德根 湘潭大学教授

原文出处:
湖南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本文从认知哲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视角,对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与美学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深入分析,论证了建构一种或多种与当前认知科学理论和多元文化语境相适应的美学体系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为跨文化交际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美学原则的重构提供理论启示与借鉴。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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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675(2003)04-133-03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社会、政治、技术方面的变革与发展使人们自如地穿行于国家之间,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也十分活跃,这一切促进了多元文化语境的形成,也增强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协作。美国的电影和流行音乐传播到许多国家,即使是在这些国家的偏远地区,人们也可以收听、收看或者购买到这方面的制品;同样,千千万万来自亚、非、拉和中东国家的人们涌入美国,他们各自独特的饮食、服饰、语言、宗教习俗、艺术样式以及人生态度加诸于美国文化,使其产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注:参看George Lipsitz,Dangerous Crossroads:Popular Music,Postmodernism and the Poetics of place (New York:Verso,1994);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Verso,1983).)

      与此同时,由于学术界学科内部的一场理论革命(它对人文学科的影响甚巨),各种文化研究的主题和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对文化作品进行评价时所依据的一些假设到今天遭到了普遍质疑,而且许多已经被推翻。这些学科研究所依据的分析范式(例如对“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艺术的区分)也受到了冲击,许多人对它们大不以为然。同样,许多学者认识到当问题涉及美学判断和评价作品优劣时,不少说法是有失公允或不合逻辑的,它们干脆应该被悬置起来,留待学术界有了新的统一描述原则和分类方法时——如果这就是问题关键的话——再作评说。(注:参看Emory Elliott,ed.The Co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s:Columbia UP,1988);Annette Kalodny,"The Integrity of Memory:Creati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Literature:A Journal of LiteraryHistory,Criticism and Bibliography 57.2 (May 1985),pp.291-307;Sacvan Berkovitch,"American as Canon and Context:LiteraryHistory in a Time of Dissensus," American Literature:A Journal of Literary History,Criticism and Bibliography 58.1 (March 1986)pp.99-107.)

      在这种理论重建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今昔文化多元现象,相应地,被认为值得研究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数量有了引人注目的增长。许多学者都认识到既定的美学标准在形成时就偏向欧美的白人男性艺术家和作家的作品,所以从前绝大多数女性的少数民族成员的文化产品都见斥于文化主流之外。因此,为了使这些被狭隘的美学标准排拒的艺术和文化作品获得公正评价的机会,现有的许多标准和传统的价值等级都需要加以重新审定。(注:参看Gerald Graff,Beyond the Culture Wars:How Teaching the Conflicts Can Revitalize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1992).)

      二、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与传统美学观念的重构

      在有关美学和多元文化语境的关系的研讨中,各方所持论点大相径庭且变化多端,杰弗里·哈特曼的论文《美学与现代性》为所有卷入其间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框架。这篇文章是针对特里·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1990年)发表的,哈特曼指出“对于伊格尔顿所谓‘明显自相矛盾的概念’我们无法持有鲜明的立场”,“似是而非的说法充斥全书,把内容割裂得七零八落”。喻特曼分析说,由于十八、九世纪在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进行批判时,美学曾是犀利的理论武器,所以伊格尔顿试图拯救美学的概念,希望它重显雄风。哈特曼不免忧心忡忡,美学概念一经利用总是会变质的,无论左翼、右翼都“不能使它摆脱被扭曲的命运”。

      哈特曼的担心诚然极其重要,但他似乎把伊格尔顿的立场极端化了,尽管伊格尔顿乐观地肯定了美学的作用,他同时也强调了回归美学所隐含的危险,他指出美学总是在左倾或右倾:“左倾的话,就要粉碎诸如真理、观念和道德等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东西,而似天马行空,恣意挥洒自己的创造才能;右倾的话,……就会将理论分析置之脑后,而耽于感官细节,把社会看作一个自主自足的机体。”

      伊格尔顿继续评论道,如果右翼信仰美学,那么在推重美学的知识分子和集萃于“法西斯组织上层”的铁杆犬儒分子之间往往会形成联盟;这两个团体都对功利主义嗤之以鼻,又都派头十足,拥有强烈的控制欲。哈特曼指出,通常都是右派更醉心于美学政治,这种立场使他们信仰艺术的先验性而无视或抹煞历史。这种对美学的保守主义运用会助长另外一种观念,即强调艺术魅力的永恒性和普适性;这其实是无视文化和历史差异,在“普适性”的幌子下,试图把文化精英们的欣赏趣味和价值观强加给全体社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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