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3]06-0094-03 纵观当下有关美学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有一种普遍性的倾向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人们太多满足于直接搬用吉登斯、哈贝马斯、卡林奈斯库等人的现代性理论说事，而较少关注中国美学现代性的具体发生语境及其理论构成和呈现方式的特殊性。这就造成了如下阅读窘况：你不能说学者们的理论言说不对，因为他们所征引的理论观点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权威乃至经典性的，而且这些理论一般也都有其历史与审美方面的现实材料可资佐证；但你又总是觉得这些源于西方的理论观点套用到中国美学研究中来似乎有些空泛、有点疏隔，没有落到实处。直白点说，正像前些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鼓噪一样，学者们依然是将生成于西方的理论言说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认为只要简单重复一下西方学者的观点就可以轻易地解决中国美学的各种问题，而忘记了任何话语行为都是生成于具体的语境之中的，语境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必然造成话语构成的差异性与特殊性，美学现代性问题自然也不例外。 无论中西，作为现代性叙事的美学研究都是现代规划的产物。因此，对审美现代性及其理论表现美学现代性问题的研究，都应该置于社会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在与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的某种比较关系或张力结构中加以展开。这可以说是中、西美学现代性研究中相同的方面。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现代化过程发生的时间、动因、速度乃至具体方面各有不同，因此不同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孕育生成的审美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又必然是具有多样性、差异性的。我们不可仅看到相同的方面，却忘掉了相异的方面。从美学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层面来看，只有把相同和相异的方面辩证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得出科学的认识。 大致说来，作为一种社会设计或制度模式的现代性首先发生于17世纪的欧洲；与此相伴随，随着中世纪宗教世界图景的瓦解，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分化为科学、道德、艺术三个互相独立的领域，在专家的掌控之下，三个领域分别形成了认识——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审美——表现理性结构。在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科学、道德、艺术三个领域虽然各自追求独立，但在瓦解中世纪的宗教世界图景，推动政治民主，促进人性解放等方面又是同盟军，共同集合于启蒙理性的大旗之下。当此之际，艺术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是并行不悖的，甚至是合一的，康德把艺术与道德、美与崇高连通，席勒以审美弥合人性分裂、宣扬美走在自由的前面，黑格尔以艺术调合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弘扬艺术的主体理性精神，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启蒙理性越来越导向了工具理性一面而消解、遗弃了道德——实践理性也就是价值理性，于是审美——表现理性便越来越填补起价值理性阙如造成的空白，并且日益走上与工具理性相对抗的地步。因此，自19世纪中期以降，审美现代性与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社会现代性之间便越来越采取了一种对抗的形式。审美现代性的超越性、批判性、乌托邦性等等均由此而得来。但是在中国，情形就不完全如此。在中国，社会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发生于19世纪中叶以后，这比西方晚许多。这个时期及其之后的阶段正是西方的启蒙理性日益导向工具理性，社会现代性日益显露出其负面价值和影响的时候，而在中国现代性却作为一种拯救社会与人生的新的事物为社会所需求，为进步人士所期盼和鼓吹，工具理性与审美理性都是作为启蒙理性崛起于思想文化领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影响久远的思想启蒙运动，所标举的“德先生”、“赛先生”实为政治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同时期的西方它们成为被反思、被批判、被以审美现代性加以对抗与超越的东西，而在中国则完全是被历史隆重接受和正面肯定的东西。至今，科学与民主依然是张扬新理性精神的中国学者所大力加以倡导和弘扬的。此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仅缘生于中国社会内部因素的自我积聚和自我冲突，而有着外部强力迫压和干预的因素。因此，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生与演进，一直存在着古今关系与中西关系的双线交织，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座标系的参照下往往具有不尽相同的意义。这样一来，中国美学现代性问题便有了与西方不同的语境，美学视野中的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的关系便有了不同的语义关联。而其不同的语义关联致使中国美学现代性有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独异性。在此，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来加以深入探讨。 首先一点，自梁启超鼓吹“三界革命”和王国维、蔡元培于20世纪初介绍德国古典美学以鼓吹美育运动起，中国现代文学与美学研究便有着强烈的救世主义倾向，也就是王德胜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人生改造冲动”（参见《21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二题》，《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以致形成了“审美功利主义”的现代传统。审美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的研究，应该如何认识和评判这种审美救世主义或审美功利主义呢？我们知道，审美救世倾向不独出于中国，德国古典美学把美与自由的关系作为核心线索即突出地表现出救世倾向，席勒的美学尤其如此。或许是20世纪初叶的中国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尚处于分裂中的落后的德国有着相似的国情和民生体验的缘故吧，中国现代美学发轫期的思想家们如王国维、蔡元培等人都首先将目光聚集于德国古典美学，从那里获取理论借鉴以资社会和人生改造之用。但与德国古典美学不同的是，由于社会改革的外在迫力过于强大以及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实践理性精神使然，中国美学从一开始起就较少德国古典美学所有的那种形而上学倾向，不是在感性与理性、审美与人性等抽象的理论关系和命题中思辨美学问题，没有把艺术审美与社会道德实践和科学认识活动截然区分开来，在纯然独立的审美王国中玄思人的自由。知识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美学最初是以改造社会和人生为目标的美育为开端的。无论是王国维借美育倡导“完全之教育”，还是蔡元培宣扬“以美育代宗教”，拟或是鲁迅张扬“摩罗诗力”，梁启超倡行“趣味教育”，其宗旨都在于美化国民、改良国家。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从一开始就不那么超然，不那么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而是有着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乃至社会干预意向，从而与历史运行和现实的人生实践有着不解之缘。这种现实关怀和社会干预意向早先表现为借艺术和审美的名义发思想启蒙之声，而到后来随着国内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又一步步踏上了救亡与政治化的旅途。因此，历史地来看，中国文学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便内在地包含了审美与启蒙、审美与政治以及文学的自律与他律，艺术与审美的个体发生和个人自由与社会规约和集体意志等多种关系。对这一类的理论关系，我们固然应该有基于权威理论参照的国际性或全球性比较分析的视野，但这种比较分析的视野不应仅是为了证明某种理论的普遍性，一味地求同，同时更应该有基于中国特殊语境的具体分析与领悟体察，能从同中见出异来，从普遍性中见出特殊性来。像有些论者那样，以西方后期现代性中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的超越关系来评判中国现代文学和美学研究，以审美理性否定工具理性和政治理性，甚至否定一般意义上的启蒙理性、历史理性，似乎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其实，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时代的文学观念和审美价值理想来说，基于现代化历史进程基础而产生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所孕育出来的启蒙理性以至工具理性、社会理性以至政治理性，也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是现代性的体现，审美现代性若能正确处理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将它们正确地融含于自身之内，是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积极价值的。当然若处理不好，若将工具理性和政治理性导向极端，排斥以至压制了文学的自律和审美的个体自由，又会给文学和审美带来损害，这也是不待多言的。因此，对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关系，应该作出具体的分析，不能不分语境统而言之。这方面非语境的简单化认识方式只能将中国文学审美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的丰富历史蕴含抽空，从而做出片面化的理论认识和评判。
